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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考古学是什么16篇

时间:2022-12-07 08:10:06 来源:佳谦文档网

媒体考古学是什么16篇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公众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  一、公众考古的定义  公众考古概念的产生存在本土[1]与外来[2]两说,现统一陈述如下。最初,在美国国家公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媒体考古学是什么16篇,供大家参考。

媒体考古学是什么16篇

篇一: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公众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

  一、公众考古的定义

  公众考古概念的产生存在本土[1]与外来[2]两说,现统一陈述如下。最初,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提出“文化资源管理”的概念后,学界确认了公众考古的概念:“为保护考古资源,在诸如学校、公园和博物馆等公共场合进行的公众教育和公众解释。”[3]其性质是说教性的,并未明确参加相关知识普及活动的群体,因此这是一种具有半官方、半民间的大众科普教育。我国学者将公众考古学的核心要素确定为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交流与解释。[4]这一定义注重该项事业中个体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的环节。与美国不同的是,国内早期对于公众考古的发起人有预先的设定:考古学家。[5]但是《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给出了全新的解释:“(公众考古学)或可被视为文化资源管理者在处理文化资源社会化问题及调整社群与文化资源关切程度时须考虑的一系列问题的总和。”[6]公众考古推广者在此基础上给出的最新定义为:“泛指所有涉及考古文博行业与公众、社会的实践与研究。”[7]

  在此可梳理公众考古学概念的发展脉络。在教育方式上:单方面的教育→互动性教育→跨学科的研究与实践。在这一系列转变之中,公众考古学的学理性、包容性、趣味互动性逐渐增强。策划主体的学科背景则经历了由考古向文博领域的转变或外延。参与主体增多的同时,仍以具有相关学科背景的人士为主导,这也在汇聚更多力量的同时,保持了较多的学术性。

  二、国内公众考古发展的趋势

  国内公众考古的发展存在阶段性。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阶段属于全国范围内公众考古有条不紊开展的时段,并未将更早时期内某些个人的论断与主张与孤立的个案包含其中。

  (一)出现阶段:1970-1980年代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该时段属于公众考古的准备阶段,相关特征可简述如下:

  1.非独立的形态。公众考古的早期形态是与公众史学相绑缚的。这一时段内所谓的“公众考古学”仍然是考古学研究性文章、史学基础知识普及的文章(史学公众化)。

  2.发行量少,时间间隔长。公众考古的初期阶段,其存在形态依赖于个别学者的自发行为,未形成学科的理念、目标与固定的推广团队。公众考古相关事业的参与者仅为个别学术个人。

  3.较少考虑受众。相关内容较为集中的发表于学术性刊物,措辞仍较学术性,受众仅为部分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性团体或个人。

  (二)初步发展阶段:二十一世纪前十年

  1.相关研究着重探讨公众考古学的来历与学理性。

  2.传播媒介的建立与发展,媒体逐步介入大众生活空间。各机构与个人自主建立的平台如考古网站、贴吧、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相关主页。与此同时,考古学界也主动的参与相关传媒合作项目,其途径为出卖独家采访报道权并进行专业性指导,相关案例如雷峰塔、老山汉墓、三星堆等。考古科普类知识正式出现于大众型杂志与报纸。

  3.参与的主体以专业考古学人(考古高校与研究所、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博物馆的考古学科研人员)为主,公众通识讲座逐渐开展、专业性著作开始出现。国外相关的著作也逐渐被翻译。

  (三)快速发展阶段: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至今

  1.基本考古知识的普及已不全是学术性词汇的“一言堂”,而是运用更有策略性,使用时下流行的话语使得大众的观念更易于接受。相关的研究文章重点致力于公众考古现状评估与方法探讨。

  2.对该事业发展进程的思考,表现为对短期内公众考古个案的总结与评述。其中具体涉及到考古遗址公园与新闻报道的经典案例等。

  3.公众考古在多学科语境下的迅速发展。例如考古知识与课堂教材的结合、博物馆学、科考活动、纪录片录制与电视剧的拍摄、新媒体、公众参与发掘、对盗墓小说的批评性解读、自媒体等网络平台的构建、公众考古论坛、专门性考古杂志的创办、旅游文产事业等。

  4.公众考古传播者的身份发生变化。这些研究主体中从事考古学专业性研究的学者仅为部分。更多的是两类人:一类具有相关的学科背景,是一批具有考古学基础素养的人群(或称之为较为专业的新媒体人);一类则是民间科学分子。后者多是基于个人兴趣参与相关事务,部分个体传播了过于主观或错误的概念。

  在当下,方兴未艾的自媒体以其“平民性”和“草根性”进入公众的视域[8]。在传播媒体多元化与信息日益普及化的情势下,有学者认为自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在专业素养与权威性上存在一些不足。[9]而这一论断的潜在话语便是将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内在主体分别视为民营与官营两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绝对的二分:首先,这两类自媒体的营销主体基本

  处于均势的地位,其中一方在信息传播与影响力方面并未形成绝对的优势;其次,两者在营销内容与营销理念是交融互渗的。例如,官方组建的自媒体平台在发布官方信息的同时亦转发或自创具有“草根”或“时尚”元素的话题与图文推送。因此,对于自媒体性质的认识应基于如下的理念:自媒体具备传播者和受众一体化、信息独特化、媒介开放性的特征。[10]在当下,传统媒体占据话语主导权的情形渐趋改变,新媒体的出现为大家提供了相对理想的话语空间。[11]

  1考古领域过于专业的词汇的出现频次较低。说明公众考古普及相关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有待加强。

  2吸引公众眼球的词汇主要是文物、盗墓等相关主题。具体而言,相较于文物,公众对于遗存的关注仍是缺席的。通过它们基本稳定的变率可知,其仍然是公众关注相关文保考古事业的重要噱头,甚至是公众对考古文博的错误认知的写照。

  3考古与博物馆的关注度亦极高,可以明确:在公众的世界中,博物馆的普及度越来越高,逐渐进入大众的生活话题中。考古虽然总体热度亦较高,但是其变率过大,说明公众对于这一主题的关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特定时间内特定事见的爆发或炒作,具有偶然性与突发性。考古尚未进入全民意识中的主流领域。搜索“海昏侯”与“沉银”可以进一步验证此说: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海昏侯大墓在近期渐趋平静;而近来持续升温的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的证实、相关图文的不断曝光,迅速的点燃了公众对于历史与宝物的兴趣。

  4“公众考古”在此时段内暂未被收入词条,“大众考古”的情况表明,公众考古的事业仍然是任重道远。

  5“博物馆”的出现频次如此之高,而相比之下考古类词汇的总体情况却较为惨淡。这说明相关的文博单位在推进考古公众化普及与共享的过程中仍需要加强,如何将两者互相调和与互助(例如相关文博单位公众考古平台的建设)仍是未来急需加强的工作。

  文物盗墓汉墓遗址沉银

  考古大众考古海昏侯博物馆文博

  摸金校尉鉴宝探方遗存洛阳铲

  

  

篇二: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浅谈我眼中的考古学如果历史能够给予人一种昨天和今天的动感,一种变化的感觉,那么考古学则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人的世界的诞生过程。初涉有关考古的课程,偶尔翻阅有关考古的书籍,不经意看到了这样一段富有深意的语句,顿时有种说不出的激动。考古学似乎一直都距离我们很远,这披着神秘面纱的学科,瞬间勾起了我儿时的梦想,此刻我就浅显的谈一谈我对考古学的认识。考古学一直是公众的一个兴趣热点。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研究历史传统的中国,相较于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学,考古学以其生动形象而且富有神秘感的文物和媒体营造出来的扑朔迷离的“史前文明”的噱头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对于现今的考古学来说,它是一个十分庞杂而又复杂的体系,它包含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一个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员你必须有触类旁通和广博的知识,和无微不至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发现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去认识和理解所碰到的问题和现象,给后人一个满意的答案。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颜海英所说,考古不是探宝,不是历险,也不是寻求刺激,它是对以往生活的一种探测和寻找。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以前我们仅仅是在凭借文字记载来了解历史。但是能被文字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而普通人多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是不被记载的。现在我们通过这些文物和遗迹看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他们世俗的形态。这个很有意义。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考古是很神秘而有趣的事情,吉林大学考

  古学系杨建华教授曾说过,活生生的社会和人类行为变成我们手中发现的遗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量递减的过程。从这些少得可怜的,并且可能受到“歪曲”的遗存中复原过去的社会和文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而这正是考古学科存在的价值。也许就是这份对于曾经的向往让许许多的人投身于考古事业。

  然而,我想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怀着对于祖先的敬畏,探寻人类的以往过程,寻找文化进步的本质?

  世易时移,利益当头。在今天,考古工作引起的争议往往不是来自内部的学术争议,更多是纠结于私利获取方面。随着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发布了曹操家族DNA,“曹操”又不平静了!河南安阳曹操墓再次成为人们津津有味的讨论。此外,还传出消息称安徽毫州想要坐上复旦研究这趟“顺风车”,打算投资2亿元打造曹操故居。不论消息真假,空穴必有来风,这风就是“利时代”下物欲漫转的浊风,是对历史缺乏敬畏的耻辱风。当一座古坟墓单为求发财之用,当文物考古成为牟利之道,如此离真正的学术探究只会越来越远,与考古学真正的价值背道而驰。

  在利益之风盛行的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位学者,不曾遗忘考古学的真正价值。那么终有一天,考古学便真的如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眼中的那样,历史已逝,考古学使她复活。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间而示当今时代的,将永为师表

  

  

篇三: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公共考古的开展及其意义

  作者:刘国祥【保护视力色】【打印】【字号大中小】2010-06-2516-05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各类出土文物标本数之不尽,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得以确立,充分揭示出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通过开展公共考古活动,向广大社会公众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对于提高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具有深远意义。200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公共考古中心,致力于推进中国的公共考古事业。我国地域辽阔,地上和地下文物资源丰富,从而决定开展公共考古的形式和内容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目前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开展的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策划、组织考古文博工作者撰写或编纂普及类读物或图录;二是联合电视台或影视公司拍摄文物考古类专题片;三是策划、组织面向公众的考古论坛或专题讲座,介绍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四是组织公众代表参观考古发掘现场或走进博物馆,主流媒体跟踪报道。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09年9月,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与二里头考古工作队联合组织了以“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为主题的公共考古活动。许宏研究员为公众代表详细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经过及50年来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带领大家实地考察了二里头遗址及出土文物标本,随后组织了以“公众视野中的早期中国”为主题的讨论,使大家深入了解到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及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圣地和摇篮,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9年6月,。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与安阳工作站联合组织了以“走进安阳见证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为主题的公共考古活动。唐际根研究员为公众代表和媒体记者现场介绍了正在发掘的一座商代贵族墓地的情况,在随后组织的公共考古论坛上还向大家介绍了殷墟申遗的历程和经验,以及申遗成功后殷墟整体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安阳西高穴曹魏大墓的消息被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围绕着墓主人是不是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曹操,在学术界与社会相关人士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公众迫切希望了解关于这一墓葬的详尽而准确的信息。王巍所长带领本所11位专家到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后,2010年1月,由公共考古中心组织了以“聚焦曹魏高陵”为主题的公共考古论坛,发掘领队介绍了发掘过程和主要收获,相关专家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论证分析,新华网和人民网进行了现场直播,对广大公众进行了正确引导,体现了公共考古的重要社会价值。中国玉文化有8000余年的历史,是祖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了推动玉文化的研究,扩大玉文化的传播,探索中华民族数千年爱玉和用玉传统的形成及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由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联合相关单位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在绍兴和珠海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玉文化名家论坛”,第三届将于2010年7月在海拉尔举办。论坛汇集了海峡两岸三地研究玉文化的资深专家,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对玉文化知识的需求。

  推进中国公共考古事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前景广阔,意义深远。将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向大众普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将有效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力量。(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0年6月25第7版)

  中国考古学的缺失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LotharvonFalkenhausen)很喜欢中国的美食,性情也相当温和,但谈及中国考古学的现状时,他会很激烈地批评电视台的《鉴宝》类节目,批评一些大学考古系开设的面向文物收藏家的公众考古课程。作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学生,他对维护中国考古学的纯净有着近乎信徒般的热忱,这种情怀值得圈内的人士深思。黄晓峰陆静最近中国考古界最热的话题就是曹操墓,似乎考古发现不能与历史名人联系起来,就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否背离了考古学的本质?罗泰:曹操墓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考古学家的一种压力。他们把很好的考古学材料拿出来,但是只把它当作纯考古学材料是不够的,一定要和某个著名的人物联系起来才行。仅仅发现一个很好的青铜器是不够的,必须是某某名人使用过的,那样才能吸引观众的兴趣。其实考古学的本质并不在于把这些东西和已有的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如果仅仅着重于这样的连接,即使不是从事考古学的人也能做到。考古学应该先把那些物质文化本身弄清楚,在此前提之上,与曹操之类的人物联系起来倒也无妨。但重点并不在于某某遗迹现象是否和人们已经认识的人物有关系,有关系固然不错,没有关系也是无所谓的。考古学自己有一套可以向公众表达的东西,排除那些与有名的历史人物有关的东西,仅将考古的发现放到博物馆中作为考古学展出,依然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这样要强调的大概就是它们的艺术价值、在器物史上的功能或者科技方面的重要性等。考古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不需要依附于历史学,两者是平行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古学特有的一些方法,考古学可以自己写一套历史——非文献的历史。当然也必须有一定的历史方面的底蕴,考古学家在这方面的问题并不大,大家都受过必要的历史训练,所以到了某种程度也会运用到历史文献。相对而言,历史学家现在也越来越喜欢运用非文字材料,但是我发现往往考古学家用历史文献材料的时候,在方法上存在缺陷。文献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研究科学,真的要对此做出贡献的话,必须对文献学有很深的了解。但99%的考古学家其实对这个领域并不了解,而且考古学家有时在运用这些文献的时候显得别扭,还不如不用,把这类的工作交给真正以文献为本的历史学家。反言之,历史学家用考古材料也有类似的问题。当历史学家根据文献得出的结论与考古学家根据物质材料得到的结论相左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每个时代所得到的文献资料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历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与考古资料的不一致,很多时候是年份上的差异造成的。以用鼎制度为例,这是考古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古代中国研究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但若仔细探究的话,文献和考古材料并不完全一致。考古材料在每个时代都有变化,而文献资料又比较笼统,而且资源匮乏,两者之间

  甚至互相矛盾。当文献完成的时候,学者已然有了各自的理解,考古学也可以证实,文献完成时期所实行的用鼎制度与文献中所记载的已经有所不同了。任何一种文献记载的与考古学在同时代的发现都不相同,所以两者之间存在空隙。但是这些空隙都非常有意思。并不是因为学者研究的不地道,导致了两者之间不完全一致,或者说这种不一致其实是正常的。根据考古学的发现,那些文献资料虽然是从战国末期到东汉之间完成的,但它们描述的用鼎制度,其实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可以给出明确的时间点在公元前850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是远远早于文献创作的时代。好像那个时代用鼎制度的遗留还被后代的知识分子保留下来了。虽然仪式的执行者已经不按照记载中的方式进行了,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应该如何进行的文字记载。我相信在当时,孔子提到的那些周制也应该是这些制度,而不是他真正生活的那个时代。所以我并不是说考古不能帮助文献学家把他们的文献理解得更清楚,但是它依然有自己的范围,与文献学区分开来,又要把文献中的意图、限制和时代背景都弄清楚,最后才是综合性的研究,讲出很有趣的故事。关于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德国十九世纪有一个将军在军事上也有运用,叫作“分行合击”。您提到分行合击的方式,但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套行事之道,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将所有的资源整合到一起去进行研究,在您看来这对考古学是好事还是坏事?罗泰:其实考古学和所有其他的学科都是一样,应该要在学科间寻求必要的合作。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当然其中有一些令人不满的事,但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当时考古基本上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了。物理学、年代学更是如此,文献学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互相加入对方的领域。我当然没有参与其中,好像他们那个时候并不欢迎外来的学者。西方其实对此非常重视,当然从基本的方法论来说,他们当时希望得到的结论,是无法得到的,至少考古学是提供不了的。因为考古学在原则上往往无法确定某段历史的演变过程或者某个事件具体是在哪一年发生的,它可以指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如果把地层学、地形学做好的话,可以将范围尽量缩短,可以到十年、二十年内,那就算特别不错了。但它的学科性质就决定了无法给出确切的某一年。它只能提供一个95%的可能性,还有5%的可能根本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不明白这个逻辑顺序,那就是对学科工具本身的一种误用。而唯一的能够确定某个具体年份的是文献学,根据文献的记载可以确定具体的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已经知道在夏商周那个时代,特别是西周早期到公元前840年,这个部分的文献记载是缺失的,而有一些文献又互相矛盾,无法结合到一起。在这方面司马迁的做法是可取的,不妄下结论,而是把一切都并列,以便后世参考。我们清楚大致的时间段,只是不能具体地指出是哪一年。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这已经完全足够了。我们研究考古的人,不需要知道武王伐纣具体是公元前1050年还是1046年,考古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十年的范围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历史文献已经可以给我们指定出这十年的范围,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是100%。可是为了了解这个,就不需要庞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了。这些是原先就已经知晓的,可以开一个会让专家讲几句话就解决了。当然还是有些不同的声音在,也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了。但是从考古学的角度讲,二十年和五十年这样的差别也是可以容忍的,只是能在十年的范围内更好。所以其实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可以做的,在工程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之后仅仅只是文献学和较为专业的天文学方面的工作。要解决这么具体的年代,考古学没有用,但是它也可以在背后帮忙,划分商晚期和西周早期文物之间的一个分界线。可能很模糊,因为在物质文化中并不是非常容易就能看出来,尤其是处于某个时代的晚期和下一个时代的早期,特别是商代晚期的一些现象被保留到了周代的早期。既然中国的考古学家已经知道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他们所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为什

  么还要参与进去呢?罗泰:他们是被逼迫参与的,我的老师、现在已过世的邹衡教授,当时从考古学的立场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包括他周围的一些人都写过批评的文章,一些不参加断代工程的人可以提出批评意见,邹衡先生就是被逼迫参加这些会议的。他对一开始基本的方法论就提出了怀疑,别的学者也不见得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他是一个元老,也已经退休了,所以比较敢言,但那些年轻的学者就不敢过多地表态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工程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这种将几个学科放到一起合作研究的精神是可取的。只是提问的方向可能不是最恰当,带有一些政治因素和民族的情绪,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虽然不是中国人,但对于这种想法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有很切身的体会。因为在国外,从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代表中国的文化,也会碰到研究埃及、两河流域的学者的一些质疑,也觉得非常刺耳。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文明非常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要如何界定呢?是否要将所有的古代文明放在同一个标准上衡量?如果将古老作为标准,那么第一名就是两河流域,其次是古埃及,再下来是印度河流域,之后是中国,接着可能是南美,最后是非洲。但毫无疑义的,各个文明还有其他内在的东西,是否发生得最早不很重要。想象下,一个家族中并不一定是老大在历史上最为杰出,也许老三更伟大。李学勤教授也很直接地指出,再怎么研究也无法将中国的文明变得和埃及、两河流域一样早。要确定中国文明的重要性,不要根据它的早晚,而是其他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只要不进入某种固定的模式,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发现,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非常注意这点。比如现在的美国,一些人类学的主流比较热衷于新进化论。写不出论文的学生觉得,他们一定要解释出他们所研究的领域说明了原始社会向国家的发展是怎么形成的,这才是一个像样的题目,才能找到像样的工作。在我看来,这就和刚才所说的论资排辈一样,是限制学术思维的任意构建出来的模型。现在中国的年轻学者受到美国的影响,也有这方面的热潮,这当然不失为考古学上的一个好课题,但仅仅只是众多好课题中的一个。最近一些年,青铜器和简帛文献出土很多,这恰好是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结合,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教授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您对他的研究似乎有一些批评?罗泰:首先我觉得夏含夷的书写得非常好,而且我并没有批评他的内容,只是将他没讲到的内容补充进去,将他重要的研究放在比较宽阔的文化领域里面。我并非专事研究铭文本身,但对作为实物的青铜器很感兴趣。因而把那些铭文看作青铜器时代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因为铭文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所以也变成了物质的一部分。撇开铭文的内容不说,它们一方面也属于文献史的范畴,可以用文献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让我们更了解了它们被铸上青铜器的原因。我们首先要问那些铭文为什么铸在青铜器上,由谁所铸,又是为谁而铸,在文化中起什么作用。这些不是夏含夷所感兴趣的,他更关注铭文的意思,逐字地剖析并翻译成漂亮的英文。我只是觉得作为考古学者,必须在阅读夏含夷等人的著作之后,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夏先生不去问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说批评的话,就是他让人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被忽略的。作为我来说,只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应该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告诉读者。西方的一些学者现在认为中国的文献是很晚才成文的,甚至可能晚到汉代,而之前都是代代口述相传的。这个看法在西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圈子里得到重视,比如宇文所安先生。但是他们的基本观点——文献很长时间都是口述相传,成熟很晚——我却是无法同意的。夏含夷也不同意,他一直认为西周时期从有铭文开始就已经写书了,有了一些编年性的历史记载或者是像《尚书》一样的文献。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会发现文献有改写的痕迹,但这也无法断定在较早的时候没有出现成文的内容。我并不是说持口述这类观点的都是笨蛋,也许他们比我更聪明些,只是他们被困在了一种不太可能的理论当中,相信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意

  识到这个问题。其实作为考古学家的我根本不需要关心这个,仅仅只是对可以当作物质文化看待的文献有些兴趣。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观点,我可以说在我的想象中,春秋和西周那段时间里有成文的文献流传下去。在中国,公众对考古学大都不很了解,您觉得如何才能让大家更了解这门学科呢?罗泰: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模仿的是日本。在日本,考古是大众非常关心的一门学问,每一个小镇都有考古博物馆,都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士。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例子是前苏联,他们甚至让孩子直接参加考古挖掘,几乎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在假期里参加这样的活动。某位苏联的考古学家还告诉我,孩子们都做得非常认真,而且有的孩子非常敏锐。这在中国还是比较缺乏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考古往往是为国家做的,总是和民众保持距离,多数时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递,而非平等。当然也有例外,我的老师俞伟超先生像教学生那样和农民们谈论考古,让他们明白考古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件好事。在现在的中国,这样的人几乎看不到。需要在考古学的边缘培养这样一批考古学的工作者、记者,在教育机构或是媒体上推动考古学的工作。这些措施在现在中国实施也正合适,因为现在中国又富起来了,一些人也有时间来关心这些。还有一点非常之重要,必须禁止那些收藏类的节目,类似于《鉴宝》之类的节目真的非常之可怕。因为这些节目是和考古直接对立的,它们对大规模的盗墓活动也许起了推动的作用。最近有篇文章不知用何种方法,计算出从1986年大规模破坏文物以来,至少有二三十万个墓被盗,而考古学上真正发掘的从1920年算起也远远不到这个数。全国还有几万人是以盗墓为生的,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所以普及这方面的教育不仅是为了保护文物,也是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稳定,杜绝社会的一个部分被犯罪集团控制,可以说具有很宽泛的社会功能。■(本文未经罗泰先生审定)

  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

  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当你走在田野大地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前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在等着你。考古既不是夺宝奇兵式的浪漫主义,也不是鉴宝式的与金钱关系亲密。说到考古学家,最典型的形象是满身尘土,却也乐在其中。我从1989年开始考古以来就从没有间断过,最近十年几乎一半时间在田野度过。我曾经说过,考古实际上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完美结合,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完美结合,探险活动与严肃科研活动的完美结合。对考古学家来说,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考古学家,必须具有吃苦精神,要进行长期艰苦的研究,而不是撞大运。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当你走在田野大地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前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在等着你,当你拿着手铲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铲铲出来的是什么,永远有宝藏在等着你,永远有未知在吸引着你。有这种精神,再苦也不觉得累。在博物馆里,人们对那么多重要的宝贝熟视无睹,就是因为没有切身的感受。而只有切身体会,享受到考古,才能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而这也是发展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所在。我最近研究的课题是建立考古发掘标准体系,其中就把公众考古作为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前,考古绝大多数是与人“隔绝”的,重要的项目还有武警站岗,警犬虎视。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提倡在保护的基础上,边发掘边开发。至少让当地人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当地人在知道之后,配合考古部门保护文化遗产,也出现了很多感人的实例。最轰动的陕西眉县杨家村5位村民保护27件青铜器,上报有关部门的事例。国家文物局对村民们进行了表彰,并组织了国外旅游,这件事也激励了一批人保护文物,使更多的国宝被保护起来。这也是公众考古的一部分。公众考古学主张及时发布考古报告,让公众尽快知道、了解,让公众参与考古。同时,让考古走进生活,让公众能享受到考古。我所在的周公庙遗址考古与《华商报》合作举办了考古体验活动,公众参与热情很高,报名非常踊跃。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组织的五尺道考古探险活动也被广泛关注,有关文章还成了高考试题。与考古学家面对面,与古代遗存零距离接触,直接与古人“对话”,这是一种文化大餐。人们常说,盛世收文物,乱世藏黄金,其实那不是享受,而是一种霸占。参与考古,是一种高品位的文化享受,是一种美妙的生活方式。当然,公众考古在中国推广还是需要时日的。对于考古,公众有着很多各种各样的疑问。不过,考古不是为考古学家的考古,拿着纳税人的钱,首先要对得起纳税人。公众有知情权。而且,真正的考古从事的是人类文化活动,最终、最根本的目的是造福公众,考古成果需要转化成现代的语言让公众理解,更要让公众去享受。考古学家有责任、有义务去搜集精华,流传智慧,公众提出疑问也是参与考古的一种方式,考古学家不要不耐烦,不要高高在上,不要盛气凌人,这是我的理念。雷兴山老师推荐书籍:岳南《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西拉姆《考古的故事》

  了解考古

  编者按: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作为一门通过研究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学科,考古学在诞生之后的不到200年之间即重塑了人类对历史的认知。但从考古学发展历史来看,这种知识力量的发挥却历尽反复。考古活动和研究最初是古物爱好者、历史爱好者和探险爱好者的业余活动,直到20世纪初考古学才发展为一门专业的学科。随着考古学不断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权威化甚至垄断化,对于历史遗址遗迹的发掘、研究好像都是专业的考古学家的事情,与普通公众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在很多时候,公众被拒之于考古大门之外,只能间接地通过媒体的零星报道感受考古的神秘和揣度历史的灿烂。然而,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和对自己过去的求知欲望并没有因考古学走进象牙塔而终止,作为一门以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研究过去人们的生活,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学科,考古学反而被公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其对他们的疑惑给以更多的回应。与此同时,一些考古从业人员,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考古工作人员,由于其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经费来自于社会公众,客观上敦促这些国家的考古学者放下身段积极奔走,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让资金的提

  供者——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能够了解、理解甚至喜爱考古,支持他们的研究和工作。在此背景下,美国考古学者CharlesR.McGimsey在其1972年出版的专著《公众的考古学》(PublicArchaeology)中比较早地提出了公众考古的理念。自此以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考古从业人员逐步开展了大量公众考古工作。在中国,本世纪初,一批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尝试进行公众考古实践,他们或翻译介绍国外考古学成果,或著述传播公众考古理念,或付诸公众考古教育实践。更重要的是,与许多近现代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一样,公众考古在中国的产生虽然是追随了西方国家步伐的结果,但一旦获得认可尤其是官方的肯定,其发展和实践速度总是不出意外的令世界咋舌。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考古遗址公园在多个地区的建成和两线三片大遗址保护格局的初步确立。当然,公众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究竟成立仍存在争议,但作为一种理念,公众考古提醒每个人,要想真正地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考古遗址保护起来,必须依靠公众的力量,让公众了解考古、参与考古并积极参与考古遗产的保护。为此,本报借第五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之机,向普通读者介绍考古工作的点点滴滴和国内外公众考古实践,以期更多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野外考古中的新式武器近年来在野外考古活动中,很多考古同行们已经开始使用种种新的仪器设备,与传统的仪器设备相比,他们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在这里权且为大家谈谈这些“新式武器”。GPS是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的英文缩写,进入我国后发展很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已成为考古中不可或缺的帮手。在这里,我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持GPS在野外考古中的的一般应用。1.定位,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功能,在野外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考古遗址,我们就可以迅速用GPS定点得到一个经纬度以及海拔等数据。同理,我们也可以通过GPS找到一个已经经过定位的陌生的考古遗址。如果迷路,若能想法告知搜救人员我们的方位,就可以做到有惊无险。2.导航,GPS中有电子罗盘,我们不再需要笨拙的传统罗盘指明方向。同时现在绝大多数GPS中都有详尽的电子地图,不但可以标明我们在地图上所在的位置,而且能够相对于目的地设计一条最佳路线。免去了携带大量地图和在地图上费力找寻路线的麻烦。3.距离和面积测算,GPS可以帮助我们将我们行经路线中的任意两点距离测定出来,并且可根据我们的地图标记点将一个规则形状的地域面积大致计算出来。所以当我们刚刚发现一个城址遗迹时,不需要任何其他测量工具,一个人就可以得到城墙的边长、周长以及全城的面积。当然很多GPS还有一些特别功能,如温度计、气压计等等,就不一一叙说了。全站仪的应用没有GPS那样广泛,不过近年来也逐渐进入了考古应用中。全站仪是集水平角、垂直角、距离(斜距、平距)、高差测量功能于一体的测绘仪器系统。功能有:1.绘图。全站仪可以用来对考古遗址进行绘图,无论是平面图或是等高线地形图。这主要是通过全站仪的坐标测量得到的。我们既可以使用专业软件绘图,也可以利用全站仪得到的测量坐标在图纸上手工绘图。相比较于传统绘图方法更为准确、便捷。2.坐标及距离的测量,全站仪可对范围所及(可达数公里)的任意点的三维坐标进行测量,既可得到重要遗迹遗物的相对位置坐标,又可以得到地形分布的数据。当然同时又可以得到任意两点间的距离。与传统测量相比,数十倍地提升效率、增强精度。与GPS在测距上的不同在于,它更强调整体区域内的测量,适合考古发掘,GPS较为适合线的测量,适合调查。3.布方。全站仪可以利用它的测距与水平角等功能实现布方。与传统方法比较,不受地形影响,精度高,持续工作性强。

  激光测距仪是利用激光对目标的距离进行准确测定的仪器。手持激光测距仪的测量距离一般在200米内,精度在2毫米左右。这是目前使用范围最广的激光测距仪。手持激光测距仪应该说尚未进入考古的广泛应用当中,实际上它在房屋建筑的应用中较为广泛,工程监理人员使用它可以精确地得到房屋面积甚至体积,从而判断建筑质量等等。但是其具有的天然优势使其具备在考古中广泛应用的前景。手持激光测距仪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长200米的卷尺。这个卷尺精度高,不受热胀冷缩影响,也不会产生弹性形变,而且也不需要两个人拉住尺的两端,仅仅是这样,尚还不足以使我们青睐于它,它还可以解决我们以前无法解决的难题:当我们测量洞穴高度、悬崖高度、峡谷宽度、裂隙宽度时甚至是河流宽度时,它就可以大展身手了,而这些数据往往不但是传统方法极难获得的,而且GPS或全站仪也是力有不逮的。可以预见,手持激光测距仪将会很快地进入到考古应用中来。还有些很有用处的野外设备如对讲机、海拔仪、经纬仪等等就不多说了,除上述几种可常用于野外考古的设备之外,还有一些未来几年内即将进入考古者视野的“新式武器”。如“测深仪”,它可以测量水域深度和水底地形,较为精确地得到实时的水底数据,虽然目前看来在考古中的作用不大,但是今后势必将随着水下考古的蓬勃兴起而进入考古工作者的工具箱。“三维扫描仪”,它可以每次扫描一个立体三维特征面,获得整个物体表面的三维数据,从而将整个物体在电脑中模拟重建,然后再结合“三维打印机”,将复制品等比例制作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在文物整理中,丢掉绘图板和卡尺铅笔,以无法想象的快捷速度将文物信息录入电脑,并且根据需要,我们可以将该等比例文物复制出来,各种细节一般无二。这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考古中的金银财宝考古人最苦恼的就是向别人解释考古是干什么的,很多人对于考古有着自己独到而固执的见解。前些年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考古就是挖墓的,现在拜收藏热潮与各类大众读物所赐,很多人都斩钉截铁毋庸置疑地断言:你们考古的就是挖宝的!通常笔者对着这种“诬陷”都是哈哈大笑,然后同样斩钉截铁毋庸置疑地回答他们:没错,我们考古的就是挖宝的。但是此宝却非彼宝,我们考古人眼中的“金银财宝”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些事物。考古人注重的是物品的科研价值而非经济价值,每个考古人都有过被老百姓刨根问底地问挖出来的文物到底值多少钱的尴尬,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件文物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大家所熟知的瓷器、玉器、字画等古董珍品固然是好东西,残破的陶罐、生锈的铁钉也一样是珍贵的宝贝。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物品使我们破译古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而对于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研究更是从样貌丑陋、毫不引人注意的石头开始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被人所熟知的文物种类能够提供各种古代的信息,如地下出土的动物化石能够告知我们古代先民们的食物与生存环境;墓葬里的人骨标本能够告诉我们古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条件,土壤中的花粉能够让我们推测当时当地的环境情况,发掘出的木炭能够让我们判断年代等等。以上所说的都属于考古中的遗物范畴,还有不可移动的遗迹其实也属于考古人眼中的“财宝”。例如古人住过的房子,类型多种多样,有山洞、有窝棚、宫殿,有地穴式的、半地穴式的、地上的,考古人从这些房屋类型的区别与演化可以得到很多信息;再如古人的墓葬,有土坑墓、有砖室墓,有小墓、有大墓,有贵族墓、有王陵,考古人可凭借这些千差万别以死证生,复原历史。看得见摸得着的遗物与遗迹固然是我们眼中的“财宝”,但是考古人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尽心机、殚精竭虑所要追寻的“金银财宝”其实是透过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考古遗物与遗存所反映出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考古学文化、历史真相、人类文明的脚步、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这才是考古人的最终目标,是考古中的最宝贵财富,这财富不仅属于考古,属于过去,也属于全社会,属于未来,因为只有了解了人类的过去,才能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就能预言我们人类的未来。考古调查中的望闻问切很多人纠结于考古人是如何找到考古遗址的,曾有一个老乡亲眼目睹笔者在他传了三代的祖宅地下挖出了墓葬后惊为天人,固执地认为我们有某种透视的仪器,并一再劝说哭笑不得的笔者放弃考古改行去寻找金矿。其实,很多考古前辈早已形象地用中医中的“望闻问切”概括了考古调查的四个方法。“望”者,观望也。有人说考古人会看风水,这话也对也不对。我们所看的风水不是风水师、阴阳先生所看的风水,而是说我们在寻找遗址时是要对地理环境、地质地貌特征进行考察研究,这就是考古调查中的“望”。以旧石器遗址的寻找为例,一般来说,河谷两侧的阶地较为适宜古人居住,其找到遗址的可能性远大于平原;河谷两侧的向阳面阶地则更佳;如果该向阳面阶地上还发现有山洞存在则即可将该地评为旧石器远古人类的“最佳宜居小区”了。2006年我们曾两天时间找到三个旧石器遗址,用的就是这个办法。“闻”者,听闻也。很多考古遗址并不是考古工作者主动发现的,是由热心人告知的。当年安特生在寻找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时首先到的是鸡骨山,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正当我们发掘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他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在这里待下去没有用。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于是我们立即收拾工具,跟着他向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走去……我们在那里搜索了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一件猪的下颌骨,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我们来到了一处比鸡骨山希望大得多的化石地点。”这就是龙骨山发现的过程,靠的就是一个“闻”字。“问”者,探询查问也。考古者不唯腿勤手勤还须嘴勤,凡事多听之后还要多问。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一时可能会得到大量纷繁芜杂的信息,很多人都宣称见到过文物,若不辨真伪,听风便是雨,那恐怕腿儿跑细也所获无多,这需我们详细查问,去芜存精;还有的时候,很多本地人并不知我们所要获得的是何种信息,这需我们耐心讲解,详细探询,如陶器是什么样子的,和平常所用的瓷碗有何分别,往往能有意外所得;更有时候,我们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如将文物实物加以展示,有的放矢地主动去寻找信息,就能够节省宝贵的时间精力。“切”者,探索研究也。考古调查的最终结果,我们要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分析研究,使今后的研究少走弯路,并能够更加深入。这是每个考古工作者每次考古调查后的重中之重,没有“切”的调查是失败的调查,“切”得不充分,不彻底的调查也同样是失败的调查。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拥有一双能“透视”的眼睛。考古人的苦辣酸甜“苦”。考古人是艰苦的,常年奔波、四海为家,辛劳勤勉,似蜜蜂般忙碌,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很多地方的条件相对艰苦,就笔者来说曾有过三月不洗一澡,40天减重20斤,一个月未与家人联系,一周七换地点辗转千里,一天水米未进,半天被蚊子叮50多个肿包等等特别经历。笔者也曾抄起铁锹挥汗如雨地铲土;也曾拿起手铲跪在地上刮面直至双膝酸麻;也曾扎紧腰带攀岩峭壁心惊胆战;也曾卷起裤管下河淌水几次湿身;也曾山洪来袭大惊失色拔腿飞奔;也曾山石滚落逃过一劫暗自庆幸;也曾囊中羞涩贪馋吃肉口水直流;也曾衣衫单薄寒潮来袭瑟缩度日;也曾高烧不退土法治疗奇迹痊愈;也曾脚踝扭伤咬牙坚持长途跋涉;也曾加班加点昼夜操劳数日未眠……考古人就是这样以苦为乐,苦中取乐!

  “辣”。考古人有两种辣,一种辣是辣的别人,一种辣是辣的自己。一次在某地考古发掘时,有几个当地的地痞无赖前来生事,到了工地就被笔者呵斥了几句——当时笔者剃了光头,留了个络腮胡子,那真是顾盼生威,令人不敢直视——几个人相顾失色后讪讪而退,再未现身,这是对别人的辣。对自己的辣则是体现在工作上,一次在工地发掘不很理想,笔者急得嘴上生起大泡,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形容枯槁,每日反思自己努力不够,同事们大多躲着走,后来发掘顺利,收获丰富才又让笔者恢复正常。“酸”。考古人的酸是对家人的酸楚。笔者当年新婚1月即到野外调查,回来后未及一月又到了另一处工地,听到电话那侧的啜泣声,心中异常酸楚;有了小孩后,离开家时孩子还不会叫爸爸,在工地打电话时听到孩子嗲声嗲气叫着爸爸,笔者心中异常酸楚;十几年来从未与父母同过中秋节,每念及此,心中也是异常酸楚……“甜”。考古人的苦辣酸都是为了甜。当找到一处新的遗址;当埋藏千年的文物被你发掘出世;当成果变成铅字发表;当同行投来钦佩的目光;当亲手带出一个考古新兵;当商场售货员不再误将你叫做炒股队的;当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老乡和你侃起青花瓷碗;当与长途旅行中结识的朋友聊起自己的专业看到他们的艳羡;当全社会都兴起考古热潮时……作为一个考古人,心里激荡着的那份豪迈、洋溢着的那份激情、澎湃着的那份幸福、向往着的那份愿景——都变成了那浓得化不开似的香甜……野外考古中的衣食住行“衣”。原来在野外穿衣没什么讲究,舒适即可。后来发现,还是讲究些好些。比如说帽子,原本笔者也不在意带帽子的事,一次发掘时没带帽子实打实晒了一天太阳,一晚过后,脸上的皮随手一搓就掉下来,火辣辣地疼了一个星期,从此只要出去必戴帽子。笔者的经验是草帽最好,可遮阳、可挡雨、可扇风、可做坐垫,最妙的是价廉,可谓帽中极品。外衣裤若是炎热季节,当属快干衣裤最为适用。炎炎夏日,快干衣裤不仅凉爽、吸汗,一旦被雨淋湿或是洗过之后,只要极短的时间就可以变干。一次,笔者的一件快干衣午饭前洗的,吃过午饭就已经干了八成。寒冷时节,则穿冲锋衣最佳。冲锋衣透气性好、保温性能好、而且还具备防雨性。能够很好地为我们保持体力,抵御寒冷。如果诸位有心的话,就会注意到央视的主持人在抗洪抢险等一线采访时每人都是一身冲锋衣。最重要的还是鞋,很多同行选择运动鞋,其实它们可能在你行走在某些地方能使你感到舒适,可代价是脚被捂得发烧般热和难闻的味道,它们特别不适合走崎岖的山路,而且鞋会以远超你想象的速度坏掉,无论你当时花了多贵的价钱买到的它们。所以我推荐专业登山鞋,一次投入或许很高,但是可以穿很久,无论冬夏都可以,不但坚固,而且舒适。“食”。对于食物,笔者想说的是,对于一个经常在野外工作的考古人来说,你得有一个能适应一切的“铁胃”,呵呵。各地的饮食风俗不一样,野外的后勤条件也不一样。很多时候,你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经历,那些时候你会希望你的身体不会给你拖后腿。笔者曾经连着吃过一周每天三顿的面条,也许对于山西人这不算什么,可当时真是前所未有地想念白米饭;第一次在重庆,不知深浅地说能吃辣,结果就是张着失去知觉的嘴唇不停做微笑状;在野外抓过蝗虫回来炸着吃,觉得真是人间美味;晚上打着手电在小河里摸螃蟹,被螃蟹夹得遍体鳞伤;在牧民家里,连着吃了四根羊肋条,旁边的人看笔者的眼神都带着了些仰慕,结果晚上腹泻不止;在黑龙江吃老乡盛情招待的酱焖蛤蟆,吃出其肚内的瓢虫也一并嚼了,总觉得心里面怪怪的;在延边老乡家里,吃过一盘煎人参,半夜发热起来站在院子里降温……笔者感谢自己的胃尚算是差强人意,更感谢其实也并没有吃过考古前辈述说的那些传奇般的食谱,事实上,每个考古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回忆过往时的美好一粟。

  “住”。考古人对于住,一般是入乡随俗的。笔者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是2004年在俄罗斯发掘住在帐篷里。因为俄罗斯和国内不大一样,一般是住在帐篷里就近住在遗址边上,当时我们营地内全是各种各样的帐篷,我们一共六人住在了一个大型的帐篷内。当时首先是热,正是盛夏,热力直透帐篷形成一个蒸笼似的小环境。但迫于帐篷外的蚊蝇,午休时还只能在帐篷内,记得一次午休时,笔者拿出了一盒清凉油想给蚊叮虫咬处涂抹,未料想刚一打开盒盖,清凉油化作液体流到了身上,因人体温度才36.5℃,还算较低,瞬间就又凝固于皮肤上,当时这一奇景让笔者目瞪口呆。过几日暴雨来袭,整个帐篷现身汪洋,苦不堪言,雨晴后就挖了一圈环壕防雨。未及半月,天气转冷,晚上在帐篷内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仍冻得睡不着觉,于是就聊天到天亮。“行”。考古人的行可以有很多形式。单就野外调查,如笔者就乘过机动车、机动船、三轮车、自行车、马车、驴车、骡车、牛车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步行。我们就来说说步行。装备上,说说几样容易被大家忽视的:GPS是必备工具,很多人不熟悉GPS,其实有了GPS,我们就不需要罗盘了,因为它具有电子罗盘,可能也不需要地图了,因为大部分GPS具有电子地图,而且可以随时定位,记录经纬度,测量行走距离,甚至有些GPS可以测量海拔、气温、气压等。登山杖,我们经常随便找一个木棍做登山手杖,其实我们可以买专业的金属登山杖,坚固耐用,适合各种地形,不但为行路省力,而且还可用作防身。多功能军刀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在很多场合都需要它,不过一定要配备质量过硬的产品。还有就是不要忘记带打火机或火柴,不光是取暖或野炊,还可作为紧急呼救的手段。考虑到夜行的话,就还要准备一支强光手电,一次夜行,一位同行拿了一支集强光、报警、自卫于一体的大号手电,我顿觉气定神闲,豪气十足。(方启)

  张光直: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张光直:

  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轻人,很少有学考古学的。我有时白日做梦,梦见天资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国青年,志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来问我这个老年考古学家对他(她)有何指示,这虽然只是梦境,我还是将答案准备好,以防万一。首先,我要向他道喜,因为他选择了一项前途无量的学科。我不能说考古比别的学科都有出息,但是我可以说这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问,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多,人人有机会做突破性的贡献。同时,要考古一定要做田野工作,我想不出比田野考古更大在精神上的享受了。可是,换过来说,我也要警告他,你假如想发财,最好去做别的行业。我要告诉他的第二件事,是要敬老尊贤。考古学这类人文学是科学也是艺术。抓问题,找答案,固然有科学原则可循,但一生堆积起来的经验,常常是一个学者最大的本钱。可是,我也要告诉他,我们这一代的老年学者,常有一些不良的习惯,背着沉重的包袱。我们因为多年来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一起工作,不免有种种的恩恩怨怨,人与人之间常形成派系关系。你们年轻人万万不可卷入。假如有人要拉你入伙,便躲他远远的。同时,我最不赞成中国传统上的师徒关系。去找老师学本事,应是跟他“学”,不是“跟”他;他给你教育,是“教”你,不是“带”你。你要去许多老师那里去汲取每个人的精华,然后加以融会贯通,创造成自己的学问,这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只“跟”一个老师,了不起你跟他一样,不然的话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如果有位老年考古学家,坚持你只许跟他学,或是不许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我就建议你另请高明。第三点我准备说的,是要建议他不要把他要念的书限制在考古学内。最理想的是要将所有有关中国史前与上古的学科都搞熟悉。我们常常把本来是人工区分的各门学科当做现实的范畴,说我要做这个便是这一行的,要做那个便是那一行的。所以学考古的便不搞古文字,

  学上古史的便不去田野。可是今天再这样做便是作茧自缚了。你要学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话,除了学石器以外,至少还要学地质学和古生态学,要学新石器时代文化,就还得学植物地理学和原始社会学,要学三代历史的话,就要学考古、经籍、甲骨、金文和早期王国民族学。你看,念考古不是挖挖死人骨头就成了,它是很复杂的社会人文科学。它的难在此,它的乐也在此。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大概他们都爱听。就是说,今天念中国的考古不是念念中国的材料便行了。每个考古学者都至少要对世界史前史和上古史有基本的了解,而且对中国以外至少某一个地区有真正深入的了解。比较的知识,不但是获取和掌握世界史一般原则所必须有的,而且是要真正了解中国自己所必须有的。为什么说他们都爱听这个话呢?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想出国去念书,我这个说法给出国留学生撑了腰。可是出国跟比较研究是两回事,我对他们在那里学这些洋玩意并无意见。原刊《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7日。后收入先生的《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7,年

  “考古学”是指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也通俗的称为“锄头考古学”,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传统上,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现在它越来越独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篇四: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

  09历史教育090103016许玮琳

  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从诞生到现在,已走过近200年的历程。按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概括为萌芽期、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基本成熟期、转变期、全面成熟期和继续发展期。

  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

  萌芽期的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的文物,调查欧洲古代遗迹、北美印第安人遗留下的古迹。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说,中国从宋代开始的金石学传统可以被认为是考古学的萌芽,但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考古学。

  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

  形成期以19世纪20年代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把古代按照生产工具的质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的观点,并由汤姆森按这一分期陈列博物馆的文物,及发表专著进行阐释为代表。地质学中按土质、土色区分地层的方法被引入考古学,成为“考古地层学”,它使考古学的研究摆脱了古物学仅仅研究遗物形态本身的局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这一时期,在埃及、两河流域和欧洲展开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著名的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初步发展期(1867年至1918年前后)的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挖宝式的发掘受到批评。按层位发掘,准确记录一切遗物的出土位置并将它们全部收集、充分及时地公布发掘成果为人们所推崇。与此同时,出现了被称为考古学两大基本方法之一的“考古类型学”,即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以阐明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地层学的普遍应用和考古类型学的出现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标志。考古学理论则主要是运用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

  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的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和重大发现的增多。这一时期获得了一批重要考古发现,在一些考古工作开展较早的地区,初步建立起考古学文化序列。此外,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地区从欧洲和近东向东扩展至中国和印度,拉开了这两大文明古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河南渑池仰韶村、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北京周口店等一批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考古发掘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从这些发掘,特别是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一整套发掘和记录方法为田野考古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后期(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的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由只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变为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通过遗迹和遗物研究过去人们的行为;运用聚落形态研究的方法探讨社会组织结构;开始注意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这些后来成为考古学研究主要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戈登柴尔德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的理论,对世界考古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的考古学开始起步的时期。以西安半坡和河南庙底沟为代表的史前时期聚落遗址,河南辉县、三门峡等墓地以及郑州商城、安阳殷墟、长安丰镐、汉唐长安和洛阳等古代都城都在这一时期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工作,为了解其文化内涵提供了新资料,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聚落、墓葬和都邑考古发掘方法。

  这期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田野考古专业人才,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又相继设立考古专业,开始招收全日制大学本科生。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三大杂志”的《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刊的。

  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也称“过程考古学”的兴起。中国考古学界是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度过这一时期的。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际学术界的各种流派在这一时期很少对中国考古学产生影响。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对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文革”期间,仍有殷墟妇好墓、秦始皇兵马俑坑、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等重要考古发现,成为当时学术界少有的亮点。改革开放后,各地考古工作逐步恢复,一些省区开始建立文物考古研究所。

  全面成熟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新考古学出现后,经过近20年的实践,并没有取得该学派原来希冀的成果,反而暴露出一些弊端。于是,考古学界出现了一些针对新考古学的不足而形成的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性别考古学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这期间,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进步。如AMS(加速器测年)和古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GIS(地理信息系统)在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研究中的应用等,都极大地扩展了考古学研究领域。

  改革开放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时隔30年后,中国考古学再次得以直接与国际学术界开展交流,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等多种方式,对国际考古学界的了解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过了全盛期的新考古学被介绍到国内。围绕着新考古学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学界展开争论。通过争论,绝大多数学者形成了基本共识:了解和学习国际学术界的理论和方法十分必要,但不能“邯郸学步”,而是应当在继承中国考古学几十年摸索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促进自身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不断加强。中外合作调查和发掘项目达数十项。中国考古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有了更直接的了解,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也逐渐被国际学术界了解,其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经过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至上世纪末我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大部分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序列也已大体清晰,作为考古学三大课题的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及中国史前时期聚落和历代都城、古代手工业、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等重大课题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继续发展期(21世纪初至今)

  新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彼此相容、百花齐放的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日臻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日益广泛,基建考古数量激增,重要发现层出不穷,发掘报告大量出版,课题研究屡有突破。较具代表性的是作为国家重大项目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联合攻关,对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等问题展开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中国考古学家正在通过积极的努力,为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和丰富内涵,同时也为人类文明史和世界考古学的发展作出积极的、符合我国历史地位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不断拓宽学术视野,工作区域正从国内逐步扩展到邻国。中国正在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迈进。中国考古学正在迎来黄金时代。

  随着学科和社会的发展,考古学不再是一个冷僻而少有人问津的学问,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之相应,考古学和考古学家本身也逐步发生着变化:考

  古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了,他们注重思考考古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中积极发挥作用,主动进行考古成果的宣传和普及,所有这些都是考古学走向成熟和持续发展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考古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未来的考古学将如何发展?我认为,应该是研究方法进一步科学化、研究工作进一步规范化、研究手段进一步现代化、研究视野进一步国际化、研究成果进一步大众化。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全世界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需要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也需要得到各国政府、新闻媒体及出版界的支持,更需要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理解,这是考古学不断兴旺发达的、重要的力量源泉。

  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她,倚在栏杆上;她有眼,才从青春之梦里醒过来的眼还带着些朦胧睡意,望着这发狂似的世界,茫然地像不解这人生的谜。她是时代的落伍者了,在青年的温馨的世

  

  

篇五: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从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谈考古学与大众媒体

  于燕;秦存誉【摘要】近年来,有关考古行业的新闻报道出现了“标题党”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干扰了文物考古类新闻的科学传播,阻碍了国家文物保护相关政策与法规的有效推行。面对考古学日渐走向科学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大众媒体与考古学之间的关系也应当得到足够重视,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健康发展上稳步前进。【期刊名称】《丝绸之路》【年(卷),期】2016(000)016【总页数】2页(P31-32)【关键词】新闻报道;“标题党”现象;考古学;大众媒体【作者】于燕;秦存誉【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112近年来,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流行着一种“标题党”现象。现在,这种“标题党”现象不仅没有止步于娱乐新闻,反而向体育新闻、社会新闻、经济新闻和文化新闻等发起了进攻,文物考古类新闻也没有幸免于难,成为了“标题党”的炮灰,考古也几乎成了“炒古”。本文通过分析“标题党”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进而探索考古学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希望找到二者合作的最佳模式,以减

  轻“标题党”现象对文物考古类新闻产生的负面影响。(一)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以2000年浙江发现“彭公大墓”为例,考古工作伊始,部分媒体就争相发布了“彭公大墓:青膏泥覆盖规模全国之最”、“彭公大墓附近可能还有大墓”、“浙江考古重大发现:彭公大墓可能是越国王陵”等为标题的考古新闻,而到最后,考古发掘出来的只是一座古代的水利设施。2001年的云南“抚仙湖”水下考古也是如此,在一些专家学者的“配合”下,网上出现了“抚仙湖下惊现‘金字塔'”、“抚仙湖底有座中国‘庞贝古城'”、“抚仙湖水下遗址可能是消失已久的俞元古城”、“云南抚仙湖底发现‘水下街道'和‘斗兽场'”等相关标题的考古新闻。但直到现在,抚仙湖水下的古代建筑遗址还未有明确的科学定论。2009年底的河南“曹操墓”事件,媒体和公众对它的关注在2010年还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这次普通的考古事件演变成了一场社会公共事件。媒体对曹操墓的很多报道都逐渐出现了娱乐化倾向,如“曹操第82代后裔网络‘认亲'愿提取比对头骨”、“‘千年杯具'曹操是个养猪大户”、“曹操‘寻宝派'盗墓之王”、“揭秘曹操两千年家族史祖父是宦官后代多务农”、“死后哀荣,曹操不如他爹”等相关新闻标题,使本身严肃的考古学术事件演变成一场闹剧。虽然类似这样的娱乐新闻在曹操墓的报道中所占的比例不是特别大,但是在这样严肃的公众事件中,赋予曹操墓娱乐的成分显然是不合常理的。①事实上,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还有很多,其伴随的炒作问题也一直危害着社会各界。首先,它的出现违背了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背离了新闻追求客观真实的准则,打破了媒体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底线,使公众对大众媒体产生了信任危机,这对媒体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其次,炒作问题严重违反了考古学规律,违背了考古学的科学精神,破坏了文物考古类新闻应该遵循的客观真实原则,使考古

  行业陷入了想象——散布——澄清——再想象——再散布——再澄清的怪圈;②最后,大众媒体的炒作行为使公众对考古工作的流程和性质产生了偏见甚至是误解,而这种偏见和误解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会让原本严肃科学的考古工作在一次次的炒作中丧失其应有的历史厚重感。(二)“标题党”现象出现在考古领域的原因首先是媒体自身的局限性。许多媒体为了追逐经济效益,不断在社会、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开辟战场,上演一出又一出的眼球争夺战。追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媒体之间往往为此产生过度竞争,间接造就了大量不科学、不真实的报道,这就阻碍了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正常传播。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部分媒体为了迎合公众需求,试图使新闻娱乐化、暴力化和猎奇化,从而提高新闻点击率。事实上,考古发掘出土的所谓值钱的金银珠宝并不是衡量考古价值大小的标准,但是部分媒体为了迎合公众对奇珍异宝的关注,不惜捏造失真的考古报道以增加卖点,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公众的“挖宝”心态。③其次是考古行业本身的缺点和不足。一方面,大多数考古工作者对媒体行业都不太了解,甚至分不清宣传与新闻的区别,他们认为记者会严格按照他们所说的内容来报道,而记者出于新闻撰写的要求又往往无法与其达成一致。考古学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和常识一般又不为媒体和公众所了解,故而媒体的报道经常有失实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长时间从事学术研究的考古工作者往往没有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无法招架媒体的追逼和诱问,有时会发表一些并不完全确定的看法或观点。再次是公众在媒体报道过程中的阻碍作用。公众的寻宝心理和猎奇情结往往使其无法正视媒体的不良报道,对一些明显带有“猎奇性”的不真实考古新闻依然趋之若鹜。加之公众缺乏考古、文物方面的常识,往往无法判读考古新闻的真实性与否,常常忽视考古发现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一定程度上为“标题党”现象的风行充当了“帮凶”。

  鉴于“标题党”现象已经较为严重影响了考古发掘的客观报道,阻碍了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正常传播,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不应该固步自封、事不关己,而必须勇敢地走出去,争得考古发掘报道的对外话语权。通过与媒体合作,摒弃前嫌,与之共同进行有“原则”的报道。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反映了考古学与大众媒体在探索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摩擦,尽管二者的合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但这样的合作依然是考古学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共性来看,二者很多方面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取向,这是其合作的前提和保证。考古学及考古工作都遵循客观真实的原则,而大众媒体的基本准则也是追求客观和真实。考古学与大众媒体都具有认识作用,可以使公众获得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另外,二者共有的教育作用也不可忽视,考古工作的成果可以使公众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大众媒体的报道也以引导公众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第二,对于大众媒体来说,文物考古类新闻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意义。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公众对于考古发现的关注度逐渐增强,其他学科也试图从考古发现中找到新材料,文物考古类新闻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喜爱,其新闻价值也在不断的提升。而且,文物考古类新闻向公众传播了考古学的常识,促进了文物保护观念的形成,有利于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第三,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合作,对于媒体、政府和学术界可以带来多赢的结果。新媒体形式的出现为考古工作和考古传播带来更多的便利,除了传统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外,数字媒体的发展为考古学的传播和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与考古学合作可以创造更多的新闻价值和经济价值,媒体的影响力也更加广阔;对于地区政府来说,考古新发现一旦通过媒体报道发布出去,将会受到当地广泛关注,为其旅游业和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商机,从而提升当地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同时其文化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学术界而言,考古发掘成果带来的新材料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升研究水平,给其他学科带来新的启迪和思考。考古学与大众媒体合作的趋势是必然的,我们要注意二者在探索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从大众媒体角度来说,面对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报道,应该秉持真实性、客观性、科学性和严谨性,遵循考古专业和考古新闻的特点,不追逼、不诱问,充分尊重考古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此外,大众媒体还应该保证其报道的考古新闻在来源上足够权威,在主题上不能偏离考古学的范畴,在立场上保持客观中立,在倾向上保持学术性和娱乐性的有机契合。大众媒体要在文物考古类新闻中所谓的“热点”面前,保持冷静,审慎对待,给学术之争以充分的空间和时间。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需要经过沉淀和深入的考证研究之后,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形成新的历史判断的过程往往比较长,媒体要做到善始善终,不能虎头蛇尾,对考古发掘和研究要持续跟进、追踪报道,耐心地等待考古成果的刊布。从考古学界来说,考古工作者应该恪守学术理性,保持独立精神,学会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拒绝浮躁,拒绝炒作,其研究成果应当先刊布于相关的学术刊物,而不是让媒体进行舆论炒作。考古行业要变被动为主动,改变以前被动报道的局面,主动选择能够吸引媒体和公众的考古信息,积极联系媒体,并通过协助媒体来提升考古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总之,我们应当通过努力,增进考古学界和媒体界的交流机制,加强双方之间信息和人员的互动,特别是专业公众考古传媒人才的培养,④并且以这些人才为核心,促进考古学与媒体的顺利合作,使考古新闻不再被“标题党”现象困扰。“标题党”现象出现在文物考古类新闻中,并非偶然,而是与当今社会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面对这种现象,作为考古从业者,不应该置之不理,而是应该据理力争,

  夺得文物考古类新闻对外传播的主动权。具体来说,就是明确考古学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找到二者合作共赢的最佳模式,既可以凭借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探索性、神秘性和科学性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增添活力,又可以利用大众媒体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大众性为公众考古的科学发展增添动力。总之,考古学与大众媒体之间虽然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利用它们的共性来促进考古学的发展。①崔建莉:《曹操墓事件新闻报道的个案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②张郁:《“彭公大墓”:一起波及全国的新闻炒作》,《新闻记者》,2000年第12期,第51页。③丁肇文:《对文物考古报道的反思》,《中国记者》,2002年第6期,第41~42页。④郭云菁:《公众考古传播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4页。

  

  

篇六: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一、计算传播学(考察热点※劇(―)真题回顾

  1・名词解释:

  a.计算传播学(2020中山大学,2020四川大学)b•计算传播(2020复旦大学,2020西安交通大学,2020陕西师范大学)

  2・述评题

  结合人工智能的发展,述评.计算传播”研究在当代的发展、应用以及未来可能的方向(2020上海大学)

  (・)考题解读作为一个新兴的考察热点,去年共有六所学校对计算传播学这一知识点进行了考察。目前,各大院校对于“计算传播学”的考察形式多以名词解释为主,但随着学界与业界对计算传播学的深入研究,今年不排除会有学校像上海大学一样以简答题、论述题或其他形式逬行考察匚所以大家在复习这一知识点时,除了要弄清楚计算传播学的起源、概念,还要了解它目前的发展状况、具体应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

  (三)名词解释

  计算传播学是一门利用计算技术和计算能力来实现语境、内容和用户三者的最佳匹配的全新的交叉学科。

  【定义】它的硏究对象是人类传播行为中可以被数据所记录被计算所推论的部分。【研究对象】它以传播网络分析、传播文本挖掘、数据科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收集并分析人类传播行为数据.挖掘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模式和法则,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原理。【运作模式】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为计算传播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使得计算传播学得以进一步的发展。数据新闻、计算广告、个性化推荐系统等都是当前计算传播的应用领域。

  【具体应用】计算传播有快速、低成本等优势,被测者不受干扰,可以发现真实的行为和矢系的可能,但是需要强大的技术手段,结果需要被验证,此外,隐私、伦理、法律问题也需要予以考虑。

  【优缺点】(四)案例

  1•新闻地图是计算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实例。新闻地图采用Gdelt新闻数据,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了新闻事件的

  时空分布,并对新闻人物排名提供了一种可计算的思路,研究发现新闻影响力具有一个放大的机制,这种机制是通过新闻引用来实现的。

  2.目前,计算传播学的原理及分析模式被广泛应用于数据新闻的制作、个性化新闻推送机制,即算法的生成中,

  如今日头条的算法推荐就涵盖了计算传播学的原理。(五)押题【谈谈你对计算传播学的看法(简答)】

  答题模板:—、计算传播学的概念、起源和基本内容二、计算传播学的意义及影响三、计算传播学发展的未来展望

  (六)答题金句

  1•计算传播学是的新的学科范式的重要产物,它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旧有传播学研究范式在质化研究方面所积累

  经验,而是将之前研究的精髓理念继承下来并与新范式下全新的量化手段、计算技术、数据能力相叠加,进而推动传播学走向一个新高度。

  2•计算传播学所研究的机器人新闻、程序化广告、数据化技术、智能化传播、精准化定向等核心问题恰恰是媒

  介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它的快速发展将会为产业实践带来最新的理论成果。二、身体传播(考察热点※探)

  (―)真题回顾

  名词解释:亲身传播(2020吉林大学,2016西南大学)

  (・)考题解读通过梳理真题,可以发现身体传播同样是新出现的一个考察热点。由于疫情的特殊原因,今年很多学校都选择网络授课的方式进行教学,企业也多用线上开会的方式开展工作,在这种交流情况下,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交流时身体在场的重要性,所以身体传播一定是今年各大院校的考试重点,大家在复习时一定要对这部分知识格外注意。另外,大家在解答与身体传播有矢的题目时,可以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的现象结合起来,使答案内容更加详实。

  (三)名词解释

  具身传播中的“具身■・一词来自于英文词汇”embodiment”,目前学界对此还没有一彳、确切的定义,可将其

  理解为将具身性引入传播与身体研究中而产生的传播类型。【定义】“具身”是指在投入到某活动时,人的身、心、物以及环境无分别地、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以致力于该活动

  的操持。具身既是我们的身体向周围世界的外化,也是周围世界向我们身体的内化,但无论如何,它总是与我们的身体相矢并最终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具身的含义】具身传播不是简单的技术或情感加诸于身体,而是人在某一活动中达到一种与周围环境相融的物我合一的传播类型。如今人类经验越来越依赖技术媒介与世界发生矢系,具身传播不仅是技术对身体经验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从人一技术媒介一世界矢系的相矢性揭示了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意义】

  (四)案例

  1.2018年11月,新华社发布世界首位以真人男主播为原型的人工智能“AI合成主播”并在随后命名为“新小浩・o2019年3月,新华社采用真人女主播为原型的人工智能新闻主播。新小萌”上线。这既是新闻播报领域的

  一个现象级革新,也是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中离身认知与具身认知的某种交互融合。

  2•在沉浸式新闻中,新闻生产者不再将受众视为一个陌生的观察者,而将其视为一个“切身”的介入者,虚拟现

  实技术也承诺将会打破新闻的"第四面墙”,受众越过屏幕或传播者直接进入仿真“报道现场从现象学意义看.知觉、想象与思维都是将不在场者在场化的方式。

  (五)押题【谈谈从・身体媒介・・到“类身体媒介”的媒介伦理变迁(论述)〕答题模板(参照《从“身体媒介”到“类身体媒介.的媒介伦理变迁》):―、开头引入:提出根据身体参与传播活动的完整度来划分媒介形态的四个阶段一一“身体媒介”时代、“无身体媒介■时代、“身体化媒介・时代以及“类身体媒介・时代

  二、从“身体媒介”到“类身体媒介“的媒介伦理变迁:T身体媒介"时代:1)互相尊重、合作共嬴等社会伦理;

  2)保证传播效率;

  3)保证个体不参与权。2.“无身体媒介■时代:

  1)真实、客观、中立;

  2)提高新闻生产透明度。

  3.“身体化媒介”时代:1)树立主体间性理念;2)为真实性提高可控路径。

  4.“类身体媒介“时代:

  1)保证人类对自身的控制权;

  2)尊重其他主体三、结尾

  (六)答题金句

  1.新媒体传播越来越强大的技术具身趋势,改变了身体■主体存在论的”在场・・“缺席”的基本含义,创造

  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在场”一一虚拟远程在场。

  2.新型媒介技术造就的新型在场方式,与意识主体、身体•主体的在场既有联系又有不同。一方面•它的器官分

  割法与笛卡尔机械身体观的“无身体的器官“有类似之处,人体各种器官失去了和身体的整体性尖联,身体只不过是器官的集合体,身体的本源性、整体性、生产性的特质被抹杀了。另一方面,它又与身体-主体突出的身体性在场有一定矢联,只不过这种在场是一种肉身的虚拟性在场,被机器捕获的声音、影像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远程在场方式,这种方式,并没有消灭肉身在场,而是与肉身在场相融合,开启了人类存在方式的新时代。

  三、媒介考古学(考察热点※劇(-)真题回顾简答题:

  简述作为一种硏究方法的媒介考古学(2020北京大学)

  (・)考题解读

  作为一种媒介研究的新方法,21世纪初,研究者们开始使用媒介考古学这一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研究。媒介考古

  学回应的是数字媒介、数宇技术或者今天普遍的数字化的现实问题。不少学者陆续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试图将媒介考古学引入电影研究、视觉研究、传播学、艺术学等领域,尝试提出新的问题,带来新的思考。在这个大研究背景下,加之北大去年对于媒介考古学风向标式的考察,可能会引导更多院校在今年对这一知识点进行考察。

  (三)名词解释

  媒介考古学在20世纪90年代崭露头角,旨在以。考古学,■的方式,发现媒介文化的证据,通过找寻那些在媒

  介发展过程中被遗漏、被压抑的线索,让它们彼此展开对话。【定义】媒介考古学的议题取向从早期电影的“感官媒介考古•走向多模态的新媒体研究,它并不局限于媒介研究,所涉猎的学科非常广泛,包括艺术史、电影硏究、建筑、科技史和当代文化理论等。【研究范围】媒介考古学独特的方法论以物质性为导向,矢注媒介特性,注重档案史料的物质性发掘,非线性历史叙事是媒介考古学的一大标志。历史叙事矢注时间和记忆,主张使用“结合”、“矢联■・取代线性的因果矢系,认为历史循环往复,充满斗争而非和谐【特点】媒介考古学今后要注意研究中的媒介泛化问题,深入媒介物质理论的探讨,完善方法论,注意学术谱系的延续。【未来发展】

  (四)押题【请你谈谈媒介考古学的价值与意义(简答)】答题模板:—、开头引入:简述媒介考古学的含义二、媒介考古学的价值与意义

  1•媒介考古学可以在主流的媒介现象之外辟出另一条线索,打通媒介的历史、类型与机制间看似无法逾越的时间

  性障碍;

  2.媒介考古学还原了媒介与艺术、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矢系,以媒介的小切口切入了对社会机制和意识形

  态的分析;

  3.媒介考古学矢注的是技术和物质的本身,它尽量不去介入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世界转向

  “物”的立场。三、结尾

  (五)答题金句

  1•媒介考古学跟媒介史的区别在于怎么理解“考古”。这里的考古学是福柯意义上的考古。它代表一种福柯式的

  历史观,强调偶然性、强调历史的断裂,反对黑格尔式的整个历史是一个连续运动的辩证过程和历史目的论。福柯只研究历史断裂的那一个点,后期他称之为“谱系学

  2.数字媒介是新的,数宇媒介之前的媒介技术都是旧的,这种新旧二元对立的、线性的、目的论式的观念,是媒

  介考古学要打破的。

  四、健康传播(考察热点※*)(—)真题回顾

  1.名词解释:

  健康传播(2020西南大学)

  2・论述题:

  a.谈谈社交媒体在健康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2020深圳大学)b.请论述新闻工作者要从哪些方面着手促逬健康传播总目标?(2020深圳大学)

  c.论述健康传播的内涵与外延,健康传播与传统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异同。(2018北京大学)d.谈谈未来健康传播的前星。(2018北京大学)

  (・)考题解读分析真题可以发现,健康传播是各院校近几年的考察热点,加之去年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今年一定有学校会对健康传播进行考察。大家在复习时,要重点掌握健康传播的内涵与外延、作用、未来发展前景以及相矢案例。

  (三)名词解释健康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健康传播就是以大众传媒为信道来传递与健康相矢的资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定义】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在将医疗成果转化成大众健康知识加以传播、正确构建社会图爭以帮助受众建立预防观念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作用】

  美国学者罗杰斯1994年提出一种界定,认为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

  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隆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研究议题涉及广泛,既包括以艾滋病预防为龙头的疾病预防,也包括药物滥用预防、医患矢系研究、计划生育、癌症的早期发现、戒烟等内容。【研究范围】

  (四)案例

  1.央视《新闻1+1》(正面)

  在今年的疫情报道中,《新闻1+1》以媒体的名义搭建起了各方信息沟通的桥梁,充分的体现了其对前沿性、

  真实性、权威性、公信力、导向性、分寸度的追求与把握,从而也实现了主流媒体的价值影响力。节目不仅极具基本的新闻价值,也在疫情动态发展中给予了医疗一线更多可了解的信息源;同时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实施上的参考信息。

  2.丁香医生(正面)

  在整个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丁香医生秉持的专业和时效并存的理念,做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报道,备受瞩

  目。丁香医生成为了疫情期间人们获取防疫知识、了解疫情发展的重要信息渠道。其1月20日在微信上线的

  “疫情地图■•采用数据可视化的手段,通过使用地图、曲线图、交互设计等表现方式,呈现出大众最矢心的疫情现状。同时用时间轴+内容(链接)将卫健委、官媒等官方发布的疫情相矢通报插入,逬行实时更新。

  3.双黄连事件(负面)

  1月31日晚,“新华视点”微博号刊发了一则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随后,该消息

  被“人民网”转载,引起公众高度矢注。许多网上药房的双黄连口服液宣告基本脱销。当晩,全国各地就有群众开始于药店门口排队,准备抢购双黄连。紧接着,网络上开始纷纷辟谣,人民日报也再次出来澄清“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请勿抢购自行服用二但是本次事件造成的影响已经造成。在随后的疫情防治过程中,则出现了男子确诊前在家自行服用双黄连导致病情加重,以及女子疑似居家隔离期间外出抢购双黄连导致被传染的事件。

  (五)押题

  【谈谈健康类自媒体未来的发展趋势(简答)】答题模板:一、开头引入二、健康类自媒体品牌的发展趋势

  1.内容生产要有创新力,以内容为王;2.充分使用新技术,将新技术与文童相结合;3.探索新的知识付费的模式。

  三、结尾(六)答题金句

  1•近几年中国的健康传播呈现聚焦于社会化媒体及数据挖掘研究。计算传播、智能传播、数据新闻、建设性新闻

  等概念在新的媒介情境下成为健康传播研究的新鲜血液。

  2.在移动互联时代,健康传播有了新形式、新特点。许多健康类自媒体蓬勃发展,公众在手机上就能获取健康信

  息。诸如“丁香医生”类的健康自媒体应该以服务大众为本,丰富传播内容,提升传播者的素质.传播正确的健康知识,改进传播形式,使科普信息通俗易懂,尊重用户隐私安全,平衡好商业利益与服务需求之间的矢系。

  五、准社会互动(考察热点※劇(―)真题回顾

  名词解释:准社会互动(2018中国人民大学)

  (・)考题解读

  虽然只有人大在2017年考察了“准社会互动”这一知识点,但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促使学者们重新矢注准社会

  互动理论,大家在复习时也要对这一知识点多多矢注。(三)名词解释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霍顿和沃尔提岀了大众媒介具有准社会矢系或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relationshiporinteraction)的功能,即人们把电视中的人物或媒体名人看做是真实的交流对象,与其发生互动并建立某种矢

  系。【定义】麦奎尔等学者的研究提岀了形成准社会矢系的两个条件:对媒体人物的认同和对陪伴的需求。【形成条件】准社会互动意在解释用户在媒介接触过程中,由于观众对其喜爱的电视人物或角色产生某种依恋,进而与媒体人格建立“友谊”的矢系。这种类似于人际交往的特殊矢系,从根本上说这种交往是单向的、虚拟的。【特点】

  (四)案例

  1.社交媒体增加了消费者与媒体人物的准社会互动方式,观众除了观看视频节目,还可以在观看过程中发送弹

  幕与之互动,也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浏览媒体人物的信息,并且点赞、评论、转发等,从而増加与媒体人物的亲密感。

  2.李佳琦在他的直播视频中,经常鼓励消费者尝试新鲜事物,赞美涂口红的女性消费者,也会设置许多抽奖环

  节,给予金钱激励。李佳琦扮演的角色像是消费者的好朋友,给岀中肯的意见,担心消费者买不到好产品。这样的准社会矢系反过来会增加消费者与李佳琦互动的意愿和机会,有的消费者甚至提出购买需求,请李佳琦推荐合适的产品。

  (五)押题【简述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是如何建构“准社会互动”矢系的(简答)】答题模板:—、开头引入:简述准社会互动的概念二、社交媒体的“准社会互动”建构策略

  2•打造交互的界面,形成在场感;2.设计互动环节,营造参与感;

  3.模糊线上线下,巩固熟悉感。

  三、结尾(六)答题金句

  1•—方面,准社会互动能够引起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长期矢注,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了解不断

  加深,这会増进他们对媒体人物的信任和忠诚,促进良好的准社会矢系的形成;另一方面.良好的准社会矢系会反过来引发更多的准社会互动,引起消费者对媒体人物长期的习惯性矢注,使消费者有更多的机会与之进行准社会互动。

  2.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令产品不再是被动地满足顾客需求,更能主动响应和匹配顾客的即时需要,即从被动的

  静默状态变为主动地”回应■・和“勾搭”顾客的互动状态。而这种”回应■・和“勾搭”恰好是准社会互动的本质一一借助技术媒介,用户与媒介人物(即智能产品)进行的亲密互动。

  

  

篇七: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两个方面,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本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依存于自然,又影响自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早有精辟的论述。当前由于人类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不论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变得日益复杂,并且互相紧密交织。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都与解决一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相联系。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推动,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经过了历史上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现已进入新的生态社会。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代社会实践已经提出了社会科学必须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进行研究的客观要求。

  再从科学本身的发展来看,一切科学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进行研究也反映了科学本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代的科学是高度综合的科学,古老的哲学几乎包容了当时人类的一切科学知识。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科学本身也在不断地分支细化,逐渐形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以及各自的庞大学科体系,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分别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同时,科学本身的发展又走向互相交叉结合,并且不断形成新的边缘交叉学科。这也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研究成为客观发展的必然。

  中国社科院比较早地认识了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进行研究这一科学发展趋势,在对两大科学结合进行研究和建立新兴边缘交叉学科方面走在了前面。上世纪80年代初,我院的前辈学者许涤新先生提出建立我国的生态经济学,于光远先生提出建立我国的国土经济学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从笔者参加我国生态经济学建立和发展工作的情况和认识看,倡导和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对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指导当前社会实践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1980年9月,我院倡导生态经济学,召开的第一个生态经济问题座谈会,就把我国著名的生态学家马世骏、侯学煜、阳含熙等学部委员请来,和许涤新等著名经济学家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开展我国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问题。20年来我院遵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要求,通过建立全国性的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组织起这方面的专家队伍,研究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无到有,建立了新兴学科的初步理论体系;从更接近实际的层次上,探索建立生态经济管理学理论;深入实际,总结20年来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又用于指导当前经济具体实践。从分层创新理论到具体指导实践的各层次上,取得了不少成绩。我院重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进行研究,其作用明显地表现在从各个层次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上。仍以生态经济学的情况为例,在宏观层次上,我院提出的建立资源利用新方针:“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的提法,已经在有关中央文件中被采用。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近年来我院专家愈来愈多地应邀参加了各部门、各地区和企业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可持续发展实践:如国家林业局、海洋局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推动进行生态经济管理的工作,江苏建设生态省,湖南、河南、海南、北京等建设生态经济市(县),以及一些生态企业的咨询、考察、规划、设计等工作。此外,在面向公众的层次上,进行理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如应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江苏省卫视台等媒体进行的生态经济咨询、宣传工作。其中突出的有:1993年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的邀请,举办“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科学普及广播讲座,据估测,有几千万人收听。瑞典科学院的专家也来函表示赞扬和关注。我亲身感受到了我院重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进行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起的实际作用。目前“生态经济”的思想已经被我国各级领导普遍接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已经深入人心,并已经成为鼓舞和推动我国生态经济学研究队伍继续前进的动力。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也很重视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研究,并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1988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叶笃正等同志向全国人大提出了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成立“国情研究小组”,研究近期和长期国情,为国家进行资源环境建设提供依据的建议,并派专家代表团与我院座谈。近年来,又更多地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例如“香

  山科学会议”,1992年由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发起创办,是我国科技界以探索科学前沿、促进知识创新为主要目标的“高层次、跨学科、小规模”的长设性学术会议,受到中央领导重视。本来一直是自然科学专家进行研讨。现在,明显地突出强调两大科学结合进行研究:其中2002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第198次学术研讨会”,主题为“资源利用生态化和生态工业系统”,邀请到会的41人,其中自然科学界38人,社会科学界3人,我院原副院长滕藤应邀参加并主持;2003年4月在湖州市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第202次学术研讨会”,主题为“我国湖泊富营养化的发生机制与控制对策”,邀请到会的有研究员、教授38人,其中自然科学界37人,社会科学界1人。两次会议都重视两大科学结合进行研究。后一次会议强调指出,香山科学会议重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共同研究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是成功的经验。当前依靠单学科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多学科合作共同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到来。

  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生态时代,一个“经济生态化”的发展趋势已经明显形成,可持续发展已经被确立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与此相适应,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进行研究,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科学本身的必然发展趋势,同时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共识。我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经验。应该继续站在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前沿,进一步推动对两大科学结合进行研究,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

  考古学这个词汇源于希腊文,原义为研究古代或古代事物的科学。17世纪这个词被再次使用时,其词义的范围有所变化,指对古迹和古物尤其是指对具有相当艺术价值的古迹和古物的研究。19世纪以后,这个词被用于泛指所有古迹和古物的研究。

  关于考古学的定义,夏鼐先生和王仲殊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是这样阐述的:“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这一表述虽然字数不多,但包含了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目标,是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学理解的代表性认识。基于这一认识,结合近20年来考古学的发展与变化,我们认为,对考古学的定义,似可进一步作如下表述:考古学是根据过去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社会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这一表述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过去”

  20世纪70年代之前,考古学研究范围主要限于“古代”。由于历史发展进程不尽相同,因此各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也有很大差异———英国以诺曼人入侵(1066年),法国以加洛林王朝覆灭(987年),美洲各国以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492年),日本以平安时代结束(1192年),我国以明王朝灭亡(1644年),等等。

  近20多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人们对中世纪以后历史的重视,作为广义历史学一部分的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逐渐向晚近扩展。如英国的“中世纪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延至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1640年);后又出现了“工业考古学”,其研究的年代范围为18和19世纪。在美洲,出现了“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其研究的年代范围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洲各国的独立。日本先是出现了“中世纪考古学”,研究范围为镰仓时期和室町时期;后来又出现了“近世考古学”,其研究年代从江户时期至明治维新时期;近年,更出现了“战迹考古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与美军在冲绳作战

  时修筑的掩体等为研究对象。我国各地在完成基本建设项目时,清代的墓葬时常被发掘出来。这些发掘以及为复原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等,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已经下延到清代。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一些遗迹的发掘,同样是采用了考古学的发掘方法,可以看成是将考古学的方法应用于近代历史研究的范例。如何看待和评价考古学研究年代范围的这种拓展,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我们认为,这种拓展是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结果,也是考古学在20世纪取得的成功。这一拓展已为历史学界所承认和接受。换言之,考古学所具有的直观性和通过实物资料研究人类历史的特点被认为不仅在古代史研究领域大有作为,在中世纪乃至近代历史的研究中,也同样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对这一变化,我们应当予以支持,至少是应当抱着宽容的态度。很显然,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们意识的变化而变化,上述各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的拓展便是这一变化的反映。但是,考古学研究年代范围应当有个界限,不应盲目地拓展。如日本的“战迹考古学”等是否应属于考古学研究的范围,笔者是有所怀疑和保留的。至于我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依笔者之见,就目前而言,似应将清代包括在内,以辛亥革命的开始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将清代的遗存包括进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围之内,有利于我们对清代这一我国历史上由强转弱的转折期的文化与社会的具体状况,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这对于我们实现建设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即便如此,它也与明代考古一样,并不会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考古学定义中没有使用“古代”一词,而是用了较为宽泛的“过去”一词来表示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以适应各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公众对考古学的不同需求。

  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实物遗存考古学主要是以地下出土的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的。所谓实物遗存主要是指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和遗物,它们绝大多数是古代的人工制品,是当时人们生活遗留下的遗存。遗迹中,小到单个居住遗址、墓葬和窑穴,大到村落、都城;遗物中,小到陶器、石器,大到重数百公斤的青铜器,都是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和建造的,都具有一定的功能。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除了人工制品之外,还应包括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遗存。如古代人们居住的洞穴,虽然是自然形成的,但是被人们作为居住的场所,有些还被有意识地加以修整,他们与过去人类的活动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因而也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农作物的种子和家畜的骨骼是人们活动的产物,它们为我们提供了过去人们活动的大量信息,因此,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又如遗址中出土的栗子、胡桃等野生植物和野猪、鹿等野生动物,它们虽然不是人工种植和饲养的,但却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曾为人类所利用,因此它们也是考古学研究尤其是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研究的对象。还有一些自然物,如在遗址附近采集的孢粉和植物硅酸体,虽然有些与人类的活动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对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它们也成为考古研究尤其是环境考古研究的对象。再如聚落或墓地中时常出土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石块,它们是被人们有意识地搬运到聚落中或放置于墓地的,其中有些经过了人为的改变,如火烧或有意识地堆砌或摆放成一定的形状,从而带有了人类活动的烙印。它们来自何处,为何被搬运到此,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什么习俗,为何会有这样的习俗,等等。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往往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它们当然也是考古研究的对象。有鉴于此,我们在表述考古研究的对象时,不应以是否为人工制品为惟一标准,而是要看其是否与人类的活动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应包括人工的遗迹、遗物和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物。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资料应当是考古调查与发掘出土的,但是也有一些实物尤其是一些古代遗物并非出自考古发掘,而是传世品。严格地说,这些脱离了考古层位的遗物

  是难以成为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它们多数作为古董被个人或博物馆收藏,并供人鉴赏,它们所蕴涵的考古研究价值由于它们脱离原来埋藏的环境而锐减。但是,由于有与其相关的考古资料作为分期断代的基础,或者它们本身带有可以证明其自身年代和用途的铭刻或题记,因此还是蕴涵着相当数量的古代信息,仍然可以作为考古学研究的辅助对象。

  研究对象是决定一个学科的归属的最主要的根据,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关键。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资料,这一点十分重要,它是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三、考古学研究的内容———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社会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人们在各种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这些遗迹和遗物都是物质的遗存,它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反映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如当时的人们在什么样的地方营建村落,居住在什么样的房屋中,使用什么样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进行什么样的生产活动,死后被埋在什么样的坟墓之中,等等。然而,这并不说明考古学只能研究过去人们的物质文化。在考古学的定义中,我们指出,考古学是根据过去人们的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进而探索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与规律的一门学问。众所周知,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从另一个角度说,可以分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或分配、消费、废弃等环节;精神生活包括审美、信仰、伦理规范、世界观、价值观、生死观等;社会生活包括战争、贸易、祭祀、婚丧、集会等人们有组织的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首先,“人类的活动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类所制作的器物和所创造的文化,都是反映社会的共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共同的文化传统”(《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因此,人类的活动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带有社会的烙印,都不可能脱离社会,都是社会的产物。在考古学的实物遗存中,有些便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结构的状况,如聚落群的分布,村落或城址内部的布局,聚落间或聚落内部建筑基址在规模和结构方面的差别,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的差异等等,都是研究当时社会组织与结构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人们的活动是受精神支配的,物质遗存的很多方面都是与意识和观念息息相关的,如祭祀遗迹的结构,墓葬的构造、朝向和葬式,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等生活用具的造型、纹饰图案和风格等,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当时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因此,考古学研究不应当只是注重研究遗存本身的年代、分期和形制演变,而应当“透物见人”,通过遗迹和遗物,研究其背后所蕴涵的人的活动及其背景。具体来说,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人类的生存环境(环境考古学)、经济生活与生产技术的进步(经济形态的考古学)、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精神世界的考古学)、社会组织与结构的发展变化(社会考古学),实际上是通过实物资料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与超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考古学不仅要研究过去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应当透过实物遗存,研究其中所蕴涵的与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组织结构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状况,解析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奠定坚实的基础。四、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当今以及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考古学家从事考古学研究,了解过去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状况,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加的尽可能多地了解人类过去的愿望和兴趣,丰富现代人的知识,提高人们的素质。公众的需求,是考古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考古学需要通俗化、大众化,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活泼地介绍古代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以提高人们的文化

  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正如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指出的“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

  那样,考古学的最终目的也不仅仅是丰富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人类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进程的研究,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当今以及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历史是现代的一面镜子,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曾经历了种种挫折,也曾犯了不少错误,尤其是过度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包括大量自然界物种的毁灭),发动大规模战争使人类自相残杀、生灵涂炭———过度开发和发动大规模战争,是人类所犯下的两个最大的错误。通过研究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发展过程,认真分析导致这些错误的原因和机制,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使今后人类社会的发展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尽量少犯错误,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使人类社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最终达到消灭战争,消除贫困,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实现我们的先民曾经提出的“社会大同”的理想。一位历史哲人曾经指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因此,考古学不是远离现实,而是与现代社会、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可以从考古学所揭示的过去人类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启示。从这个意义来说,考古学也是“现代学”。

  

  

篇八: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考古学概论》教学大纲

  一、说明

  (一)课程性质

  《考古学概论》是为历史学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

  (二)教学目的

  本课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科学地、系统地讲述中国考古学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历程。通过多种教学手段,使学生掌握考古学定义和基本内容,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框架、整体结构体系和发展线索,加深对中国考古学的科学性和方法论理解。并能够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分析和运用考古材料,运用考古成果研究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教学内容

  本课主要讲授考古学概念、研究对象、研究主要内容等,使学生了解到考古学并非历史学的分支,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历史学的工具,而是一门与之并列的独立学科。通过对考古简史,考古学的基本工作方法,以及考古界的重大发现等方面的阐释,使学生能够掌握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的方法,运用考古资料为历史研究去服务。

  (四)教学时数

  每周4学时,共72学时。

  (五)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以讲授为主,并利用多媒体进行演示,播放教学录像,前往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博物馆参观,配合学院的考古实习安排课程内容。

  二、本文

  第一章导论

  教学要点:考古学和考古学文化的定义,研究对象和命名方法以及考古学独特的手段和方法论,考古学与其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关系。教学时数:8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考古学的几个基本定义(2学时)考古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学科定位和考古学的局限性。第二节考古学的学科体系(4学时)考古学的四大分支体系:时代性、对象性、技术方法性、国别地域性第三节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学时)考古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之间的关系。

  教学要点:

  第二章考古学史

  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中国考古学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古代金石学、近代考古学和现当代考古学,以及各个阶段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重点掌握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的环境和根本原因,探讨其机构和实践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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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时数:10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欧洲古物学的发展(2学时)欧洲古物学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第二节近代考古学的诞生(4学时)北欧古物三期说、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编年与文化的研究、新考古学及其以后第三节中国考古学的发展(4学时)金石学、中国考古学早期标志性人物及最早的考古实践,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室的建立及其考古实践,其他考古机构的建立及其考古实践,新中国的考古学成就。

  第三章考古学分期与年代学方法

  教学要点:考古学分期的基本概念,地层学、类型学,相对年代、绝对年代、自然科学技术的测年方法。教学时数:10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考古学分期的基本概念(2学时)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中国考古学的时代划分。第二节相对年代(4学时)地层学、类型学、地质年代学断代、古生物化石断代第三节绝对年代(4学时)历史考古学的断代、史前考古学的断代

  第四章考古学的文化理论

  教学要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与基本要素,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及命名方式,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结构和划分方式,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理论。教学时数:10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什么是考古学文化(2学时)考古学文化的定义、由来,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及原因,考古学文化的命名。第二节考古学文化研究(4学时)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结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原则。第三节考古学文化的相关问题(4学时)文化发展理论,考古学文化与人类共同体,人类远古文化史。

  第五章田野考古

  教学要点:了解整个田野考古发掘的流程,掌握考古发掘方法,尤其是探方法,地层的划分与识别,遗物的采集与整理。熟悉考古报告的内容与编排方式。教学时数:1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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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内容:第一节考古调查(2学时)普通调查、调查方法、调查资料的搜集、记录整理。第二节田野考古发掘(8学时)前期准备与发掘规划、探方发掘流程、文化层的划分与发掘、几种主要遗迹的清理、遗物的采集、资料的整理与考古报告。

  第六章考古遗存分析

  教学要点:了解各种类型的考古遗存的分析方式和内容,掌握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的制造,青铜器的制造与类别。教学时数:12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人工遗物分析(6学时)玉石制品、陶瓷制品、金属器物的制作与使用,其他物品。第二节自然遗存的分析(4学时)人类遗骸分析、动物遗存分析、植物遗存分析。第三节考古资料的阐释(2学时)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技术经济与生存方式、聚落考古与社会形态。

  第七章史前考古与历史考古

  教学要点:人类的产生与发展,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重要的史前遗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及基本特征。教学时数:12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史前考古(2学时)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概述与基本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概述与基本特征。第二节夏商周考古(2学时)夏商周考古概论,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第三节战国和秦汉时期的考古(2学时)战国时期的文化,秦代的考古学文化,云梦秦简和秦朝统一的措施、秦代的遗址和墓葬,汉代的考古学文化及甘肃地区的汉代考古。第四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2学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学特征与社会发展状况。邺城、洛阳城、武昌城的城址考古,六朝墓葬考古,新疆、甘肃等地的佛教考古。第五节隋唐考古(2学时)隋唐考古的基本特征。唐代的城址和墓葬,唐代的陶瓷。第六节宋元明清考古(2学时)宋元考古的基本特征,宋元考古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明、清的北京城与故宫,明、清帝陵的保存状况及其发现、研究。

  三、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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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

  2、张光直、徐苹芳:《中国文明的形成》,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3、张之恒:《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杜斗成、段小强:《考古学通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5、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6、张江凯、魏峻:《新石器时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7、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8、赵化成、高崇文:《秦汉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9、韦正:《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0、齐东方:《隋唐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11、秦大树:《宋元明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12、张之恒《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009年。13、杜斗成、段小强编《考古学通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14、钱耀鹏《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15、栾丰实、方辉、钱耀鹏《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篇九: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新媒体研究梳理关键词:西方当代新媒体研究梳理

  数字化、计算机等技术进行的一系列新媒体实践的迅速发展。一时间,“新媒体”及其相关话题成为了21世纪的新热点。新媒体不仅是一次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或者经济意义上的新商机,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媒介实践方式介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们关于世界和生活的认知产生影响。

  国外研究者通常将研究聚焦在新媒体的社会功能上,更多地关注于其所具有的超越技术层面的文化力量及历史影响力。因此,在西方学者眼里,新媒体并不是简单的传媒生态中的技术革新,他们对于新媒体的考察是回到其所处的社会与历史的进程中去,在文化的维度之下对其进行解读和研究。

  西方新媒体研究的意义新媒体(newmedia)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技术的层面来说,新媒体主要是指计算机技术及网络(主要是internet)为媒介方式的传播媒介形式。新媒体的出现迅速抢占了之前多媒体(multimedia)概念在商业及艺术领域中的位置,取而代之成为新一轮“信息浪潮”的先驱,并继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伴随着“新媒体”一词出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和形式,同时新媒体也代表着西方学者对媒体的一种反思。与之前的各种媒

  体不同的是,新媒体与之前媒体的兼容性相比更具有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它之所以“新”很大程度上是对之前的媒体形式宣告了其“死亡”或者“陈旧”。无论是从新媒体的形式还是内容而言,都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有的不可替代性,这种不可替代性一方面体现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是传统媒体所不曾具有的内在物质与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体现在新媒体对于人们的认知方式、日常生活体验及交流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若对新媒体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考察,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新媒体为什么称之为‘新’媒体?”。对该问题的追问是对新媒体概念的进一步确认同时也是对新媒体研究领域及内在逻辑的一种划定。

  首先,新媒体的“新”体现在与之前媒体的社会功能的兼容性相比更具有颠覆性的一种表现。从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媒介的“新”或“旧”就成为一种相对。新媒体从技术层面是对之前媒体的一种超越,同时新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对交流方式的改变都是前所未有。

  其次,新媒体的“新”还体现在一种流质的互动性关系上。新媒体尽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技术,但是数字技术并不可能直接导向一种新媒体。媒体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与实践活动,已经超出了技术所能发挥作用的范围,更多的是一种离散性的互动交流模式,与它所依赖的信息一样具有独立性的分流形式。

  第三,新媒体的“新”并不像一些研究者所描述的是一种新的时刻或者空间意义上的新的领域,而更多的是“人们在一种新的媒体中思考、感受和交流的可能性及其实现。这种新对我们意味着观念、情感和经历的认同,同时通过一种新的媒介(medium)以一种不同以往、具有挑战性的方式捕捉和理解它们。”这也就成为了新媒体研究的起点和重点所在。

  西方当代新媒体研究现状作为新媒体研究的先行者,以欧美等国学者为代表的众多西方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新媒体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近年来,有大量相关论著问世。noahwardrip-friun和nickmontfort编著的《新媒体读本》(thenewmediareader)主要以节选的方式收录了大量与新媒体有关的诸多理论文章,试图用一种谱系性的梳理方式为新媒体找到理论上的历史脉络。andrewdewdney和peterride编著的《新媒体手册》(thenewmediahandbook)则是一本面向大学生以及对新媒体感兴趣的人的入门性教科书。该书从“新媒体框架”、“新媒体实践”、“新媒体形式”和“新媒体理论与实践”四个方面对新媒体及其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jaydavid和richardgrusin所著的《再媒体化:理解新媒体》(remediation:understandingnewmedia)则是通过对再媒体化

  过程的内在逻辑的考察—去媒体性和超媒体性作为再媒体化的两条逻辑,将从文艺复兴开始到虚拟实在的所有媒体联系起来,并认为新媒体的出现是再利用了之前所有的媒体,使其得到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复兴。该书可以看作是从历史角度对新媒体内在逻辑的一次深入研究。

  wendyhuikyongchun和thomaskeenan编著的《新媒体·旧媒体》(newmediaoldmedia:ahistoryandtheoryreader)则按照不同的主题收录了多篇论文,以此凸显新媒体与旧媒体所具有的不同特点,从而突出新媒体的“新”。同时在论文的选择上,他们更侧重于新媒体在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影响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考察。该书为我们从文化具象出发来对新媒体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思维转变进行考察提供了较好的范例。

  此外,还有一些与“新”关系比较紧密同时试图建立历史连贯性的著作,比如lisagitelman和geoffreyb.pingree在《新媒体1740-1915》中,试图去理解跨越历史媒体状态的美学,并讨论到,“所有的媒体都曾经是‘新媒体’”并且“新生的媒体可以被视为风险与潜力兼具的例子”。

  应该说,上述分类仅仅是一种梳理上的方便,事实上,任何对新媒体历史性的梳理都必然会探讨新媒体的内在特质,比如《再媒体化》一书,它对贯通西方视觉文化与媒体发展历史进行综述的同时也对新媒体所具有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梳理。因此,在此将要介绍

  的一些书籍可以认为是主要致力于横向的共时性方面的著作。比如,markb.n.hansen的《新媒体的新哲学》(newphilosophy

  ofnewmedia)从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出发,指出德里达、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拥有共同范例的人,在其范例中,表现出的对技术物质性的欢迎的兴趣只是为了许诺其保护其思想和表征的忠诚度和自律。因此汉森通过思想的演示表明这种策略,实际上“将激进的物质内在浓缩地封闭存进了一个内在矛盾中,并使之存在于其主导思想中而与之几乎没有相关性”(见timlenoir为该书所做的导言)。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旧的立场,汉森提出了一种新媒体的新哲学。他找到了伯格森理论的感性支持,并在其他认知科学家的关于后人类和数字性的著作中找到了“具象”(embodiment)与“身体”(body)这一对在新媒体中比较重要的概念,以此作为他的新哲学的主要切入点。他的目标是赋予丰富的技术物质性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将其从其所沉浸的话语和表象中解放出来。值得关注的是,汉森在文中还对虚拟实在(virtualreality)这一具有未来指向性的实在世界进行了哲学上的探讨。

  另一部比较具有前卫色彩的著作是matthewg.kirschenbaum的《机械主义—新媒体与取证图像》(mechanisms:newmediaandforensicimagination)。在该书中,matthewg.kirschenbaum提出反对原始的文本和技术实际上控制了所有媒体中的书写、铭刻,

  以及文本的传输—抹除、易变性、重复性和残存性,并以此反对为基点出发考察新媒体和电子写作。机械主义可以说是第一本在此领域关注于储存—特别是硬件装置的理论著作。作者认为对储存装置的承受性(affordance)理解是理解新媒体的基础。通过区分了“取证物质性”和“形式物质性”,kirschenbaum在其新媒体研究的著作中使用了计算机取证技术。正如文本研究的人性原则将书看做是物理的对象并追踪文本的不同变体一样,计算机取证技术鼓励我们将新媒体预设为一种特殊的版本、平台、系统和装置。kirschenbaum在对三个新媒体和电子文学中的代表作——它们皆来源于个人电脑的形成时期——神秘屋(互动小说游戏)、michaeljoyce的《下午:一个故事》(afternoon:astory)和williamgibson的长诗agrippa的特定媒体阅读中证明了这些技术。

  回到较早的著作,levmanovich的《新媒体语言》(thelanguageofnewmedia)是一本比较早的研究新媒体的著作。如作者所言,“正如电影历史学家在电影的第一个十年跟踪电影语言发展所做的,我的目标是描绘和理解驱使新媒体语言发展的逻辑。(我在此并不是宣称有一种单独的新媒体语言,我使用语言作为一个集合的词是指一些被新媒体对象的设计者用以组织数据和建构使用者经验的各种约定俗称)”。作者将新媒体语言放置在现代视觉文化和媒体文化的历史中,提出一系列问题:“新媒体以何种方式依赖旧的文化形式和语言,又以何种方式从内部突破它们?新媒体对象以何

  种方式创造现实的幻象,对待观者以及呈现时间和空间究竟有什么独特性?旧媒体的发明和技术——例如矩形图框,移动视角和蒙太奇在新媒体中如何操作?如果我们建构一种考古学,将媒体创新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与之前表征和累积的技术联系起来,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根本的历史突破?”。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作者援引电脑科学与电影史、电影理论,以文化界面(culturalinterface)、空间蒙太奇(spatialmentage)等概念作为诠释新媒体艺术的工具,来分析前卫电影与新媒体的对比关系、数字电影中的身份认同以及多媒体语言与19世纪电影时代的文化形式的关系。尽管该作品主要致力于电影领域中的新媒体语言,但是作者也广泛地涉猎了电脑游戏、虚拟世界等。

  西方当代新媒体研究方法因为新媒体自身的复杂性、广泛性及其研究的跨学科性,在研究方法上,很难将其归入某一学科方法论中,抑或难以用某一种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事实上,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新媒体研究一方面与社会学、传播学密不可分,同时又与媒体研究、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关系。总体上,新媒体有两种主要的分析方式。一种是经验性的研究,主要吸取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力图发现媒体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以及媒体所有者、法规制定者和工业生产者是如何塑造媒体产品。这种研究更多的见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研究之中;而另一类分

  析方法则源于语言学、文学以及哲学这些完全不同的传统,目的是分析媒体本身。此种分析将媒体“文本”从它的产品和消费的即时性语境中剥离出来,以在细节上考察意义是如何被建构的。在这些研究中,新媒体或者被简约成为一种技术或政治的工具,以此考察新的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或者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功能或者文化产品,新媒体被视为社会调节、传播的方式或者一种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或场域。两种分析方式都具有valoon所说的化约了的“技术决定论”或者“工具主义”的倾向,而忽略了其本体论意义上的研究以及批判性的视野。文学理论也成为新媒体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抑或是文学与新媒体的交叉已经形成了一块新的研究领地和研究的兴趣点。

  参考文献:1.newmediaoldmedia:ahistoryandtheoryreader,wendyhuikyongchun&thomaskeenanet,routledge,20062.andrewdewdneyandpeterride,thenewmediahandbook,routeldge,20063.davidthorburnetc..mediaintransitionseries.themitpress,2003.64.levmanovich,thelanguageofnewmedia,themitpress,1995作者简介:

  朱艳(1981年-),女,甘肃天水人,毕业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现为天水师范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讲师,主要从事新媒体研究。

  

  

篇十: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论略

  姚伟钧张国超

  【英文标题】ABriefDiscussionontheBasicModeofChinesePublicArchaeology【作者简介】姚伟钧,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国超,男,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讲师、博士。(武汉430079)【内容提要】公众考古是考古学专业化与文化遗产保护大众化的矛盾产物,交流与解释是其基本命题。公众考古学的理论虽然起源于西方,但中国却存在着公众考古的实践。中国公众考古的途径和方式有参观考古现场、模拟考古、科普考古图书和直播考古等几种基本模式,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选择适宜的模式。【关键词】中国/公众考古/模式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学科建设的逐渐成熟、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要和现代传媒技术的日益发达,公众考古的理论和实践在国外日渐风靡,并相互支撑,成为推动国外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就国内情况而言,公众考古学在中国却是改革开放以来诞生的新鲜事物,因此有关对公众考古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还为数很少,特别是缺乏对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的系统和整体研究。因此,研究我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不但对建立我国公众考古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指导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众考古的缘起:考古学专业化与文化遗产保护大众化的矛盾考古学是通过对实物资料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来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的科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考古学产生之初,所发掘的工作使大众深切地感受到古代文化的存在与古文明的辉煌。尔后,随着学科的专业化,考古学逐渐无意识地将自己与大众隔离,陷入自我封闭、孤芳自赏、门庭冷落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大众对考古学艰涩难懂的术语和繁琐枯燥的数据敬而远之,充满疑问和好奇;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忙于整理发掘报告、追求学术上的建树,无暇顾及公众的疑问和需求,缺乏将考古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意识①。在公众的眼里,考古学或被看作是一门神秘的学科,或被视为象牙塔里的学问。公众对考古学家的总体印象就是“挖墓的”、“掘宝的”、研究“古董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着飞速的变化。由于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盗墓、自然风化等种种原因,文化遗产正时刻面临着被损毁的威胁。目前,考古学界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共识:考古发掘也是破坏,只不过是一种有准备的、由专业人士进行的、比被动的盗掘和开采略微好一点的破坏而已。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以摧毁研究对象的原生背景来提炼信息。古代遗址的稀缺性、不可替代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挖一个就少一个,将会变得更加稀缺和宝贵。因此,人类关于自己古代的知识随着考古学而快速增长,但人类的古代遗存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使得公众对用考古证据来寻找自己民族的渊源与分辨自己的民族身份非常关注。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使考古调查与发掘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因此,这些因素正迫使现在的考古学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考古学的资源面临危机,考古学安身立命的基础正在动摇,考古学必须在一个迅速变动的世界中为自己重新定位②。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首先使用“文化资源管理”的概念,这一概念随后在西方很快被广泛采纳。同时,随着考古学自身建设的日趋成熟,学科发展的需要,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考古学家社会责任感的唤起及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出现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的紧急情况,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

  “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出现的公众角色定位问题。1974年,“文化资源管理会议”在美国丹佛召开。自此,西方考古界开始熟悉文化资源管理的相关法规,各大学也开始设置文化资源管理的课程,培养既懂专业研究又能从事管理的新型人才。更重要的是,针对政府文化资源管理社会化的趋势,出现了合同考古学的操作方式,引入了市场机制推动其运转。这使考古学从一门纯学术的学科转变为科研和管理相结合的综合学问,考古学家在进行发掘之前要懂得妥善权衡利弊,把保存文化资源放在首位③。“文化资源管理”逐渐成为西方考古学界的指导方针。到80年代,在北美等发达国家,以保护和管理为宗旨的“文化资源管理”已成为文物考古工作的最高理念,并以立法予以确认。随后,美国文化资源管理中的“保存理念”、“整体意识理念”和“公众意识理念”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基础理论,并开始配合基本建设的合同考古学、考古资源管理(CRM)、考古学与土著的关系乃至90年代兴起的考古人体与信仰资料回埋运动,完成了对考古学家的伦理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极大升华。自此,研究考古学与社会、考古学与新闻媒体、考古学与遗产旅游、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等问题逐渐引起西方考古学界的重视。在此背景下,美国考古学界提议制定了一个全方位的文化遗产保护计划,该计划后来被查尔斯·麦克基米西(CharlesR.McGimsy)命名为“公众考古”(publicarchaeology),其含义等同于“文化资源管理”概念,即除了保护、管理之外,它还包括志愿服务、公众阐释和公众教育等方面的内容④。自此,“考古”与“公众”开始实现有机结合,一个新的考古学分支——公众考古学诞生了。可见,考古学学科的专业化趋势和考古学发展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所要求的大众化之间的矛盾是公众考古学得以产生的内在动因,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对待历史的态度、考古学的伦理责任等考古工作者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则为公众

  考古学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土壤⑤。公众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既是社会的需求,也是考古学科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二、交流与解释:公众考古的基本命题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分支。由于其笼统性,导致很难给公众考古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国外学术界的定义大致如下:在北美,几乎所有由公众资助(直接或间接)或获得广泛授权的专业考古就是公众考古;在具体的条款中,公众考古可以被解释为“为保护考古资源,在诸如学校、公园和博物馆等公共场合进行的公众教育和公众解释”。其目标是:保护考古遗产资源;向公众灌输关于这些资源的管理伦理;把考古伦理性解释和解释目标紧密类比。借鉴国外公众考古的相关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公众考古的定义给出了通俗的解释:公众考古学就是考古学的大众化,其核心思想为考古学利益相关者(publicstakeholder)、“交流”(communication)和“解释”(interpretation)。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公众考古学所采用的“公众”(public)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公众”与“公共”两层意思⑥。公众是最直接的“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从考古资源与公众的关系推理,考古资源是公共资源,隶属于公众,和公众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是在处理公众的共同遗产,因此考古不只是考古学家的事情,广大公众对此有知情权和参与权。考古方案的公众告知,包括工作方案的提出、经费的使用、发现等必须顾及到公众,必须与公众进行交流和解释,必须顾及到考古遗产的长久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公众对自己的过去和历史有着天生的好奇心,“我从哪里来”千百年来拷问着每一个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过去,由于获取信息的不平衡性,大多数公众了解历史的途径相对较少。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广大公众对考古知识和信息的需求会与日俱增。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与传媒的日益发达,考古与传媒的

  联姻,则为满足人类的这种心理需求提供了可能,也为考古学大众化和共享考古提供了现实途径。为迎合这样的趋势和需求,这就要求考古学家应该更加善于交流:和其他的学科交流,引进的他们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实行考古资料的开放和共享;和公众交流,证明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时代分享自己的发现及价值,将考古认识融会到古代遗存保护与利用方案的制定,融汇到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和文化创新之中⑦。“交流”(communication)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这要求考古学家在做好考古挖掘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也应该树立联系、沟通公众的意识,把考古信息、考古成果及时有效地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公众,最大限度地惠及公众,实现社会共享⑧。“交流”的目的在于相互理解,排除误解和偏见⑨。“解释”(interpretation)不仅包括考古学家对考古工作目的和意义的解释,还包括对考古学资料和文化遗产的解释。在经过考古学解读之前的考古资料和文化遗产只是一种自在的东西,人们并不能意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正是由于考古学家的参与,考古学资料和文化遗产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考古学的使命及其意义正是在这一转化中得以体现⑩。可见,“交流”与“解释”,既是公众考古学的基本理念,也是其进行社会实践的基本方法。公众考古学社会实践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交流”与“解释”而进行的。

  三、中国公众考古的基本模式分析现代考古学自19世纪20年代被引入中国后,发展迅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也同样忽视对现实生活的关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场更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和城市化浪潮在中国兴起,成为塑造中国考古学面貌的重要社会力量。考古学自此成为了解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状况的基本手段,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众考古在基础理论不完善的

  情况下也开始了自身的实践。特别是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考古学走出研究的象牙塔,惠及公众的条件逐渐成熟,“公众考古”成为近年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一)参观考古现场:公众考古的基本形式参观考古现场,可以让公众近距离地接触考古,了解考古工作的性质及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在2007年“文化遗产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向社会宣布“将开放有条件的考古发掘工地供公众参观”,但真正由考古人员在发掘仍在进行的时候主动策划、组织大型公众活动,将考古发掘的过程向群众开放,仍缺乏实践和经验。2008年5月7日至5月13日,“汶上南旺大运河保护暨公众考古学实践”如期开展,共有三个环节供公众参与:其一是在紧邻南旺分水龙王庙发掘工地的南侧空地上布置了十二块宣传展板,分为“大运河和南旺的故事”、“考古学家和考古学”和“保护我们的大运河”三个部分,并安排专人讲解,还大量发放与展板内容配套的宣传单页;其二是在保证不影响正常发掘并且不会对文物造成伤害的前提下,在隔梁上用竹竿、塑料绳等简单工具布置参观路线,让群众有组织地进入发掘工地参观,并请正在工作的考古人员现场讲解;第三是配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现场发放“汶上县文物线索联系卡”,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当地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工作。当地的青少年学生是这次活动的重点,先后联系、组织、接待了工地附近的南旺镇第一中学和南旺镇中心小学500多名师生参观、学习(11)。考古工地的这种有组织、有秩序的开放姿态,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其热烈程度让人惊讶和感动。十二块展板前总是聚着认真阅读的当地人,彼此间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不识字的就紧紧跟着讲解员听。由于活动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周边乡镇的人常结伴坐车赶来。汶上县第四高中30多名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利用周日休息时间自发从汶上县坐车来到南旺发掘工地参观,而且周边几个

  学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也作了调整,都与大运河保护有关。当地百姓对自己家乡历史和文化的热爱在这里被释放出来,历史知识、考古知识、遗产保护知识等等也在这样生动、鲜活、和谐的过程中从专业考古人手中转到了非专业的公众心里(12)。在中国考古学界,除了南旺公众考古实践外,各地不少考古机构以及大学考古专业都积极开展过向公众开放考古工地,让公众近距离接触出土文物和遗迹,同时让考古专家给公众现场讲解或开设普及讲座等不同形式的与公众互动活动。如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成都市考古研究所、重庆市考古研究所、河北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都先后成功举办过这类活动。(二)模拟考古:公众考古的拓展形式模拟考古就是在已完成科学发掘的遗址上,将文物复仿制品事先埋藏在地下,在专业考古人士的科学指导下,通过参与者的模拟发掘,再现考古场景的一种寓教于乐的活动。通过模拟考古这种互动性较强的项目,参与者可以自己动手模拟考古发掘,在参与中了解考古常识,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的技能和意识。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是一座建立在汉代王陵遗址上的博物馆,1982年12月对社会开放。北京大葆台西汉墓的发掘是北京地区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全国首次发现的西汉最高级的葬具体系,墓主是广阳王刘建。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率先在北京引进模拟考古的形式,利用遗址博物馆独有的研究和展示优势,向公众推出一系列模拟考古活动。“考古小奇兵”是系列活动之一。博物馆为了使这一活动达到逼真效果,完全按照田野考古学的方法设置考古探方和文化层,考古探方按照新石器、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六个时期布置文化层,并“埋藏”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包括青铜器、陶器、古钱币等。在模拟考古的过程中,所有深奥的考古学专业知识以及神秘的考古过程,都

  可以化作一种快乐的体验,体验者的文物保护意识同时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考古小奇兵”活动中,参与者只要发掘了一个时代的探方且得分在1000分以上者,就可以获得初级考古小奇兵的称号及证书;如果挖掘了三个不同时代的探方,且完成了附加问题,就可以获得中级考古小奇兵的称号及证书;如果完成了六个不同时代的探方,且完成了附加题,就可以获得高级考古小奇兵的称号和证书,获得高级证书者将有机会参加博物馆组织的各种实地考古活动。此外,闯关成功者不仅可以获得相应级别证书和奖品,还可以竞争“考古英雄榜”上的最佳排名,享有参加博物馆组织的其它参观活动的资格。除上述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外,近年来许多博物馆都开设了模拟考古项目,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和三门峡虢国博物馆等,深受广大青少年的欢迎。模拟考古活动的开展,达到了使更多的公众了解考古知识,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自觉地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的目的。(三)科普考古图书:沟通公众的桥梁科普性考古书籍是沟通考古学与公众的又一座桥梁。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精美的插图、扣人心弦的故事来吸引和打动读者,无形中起到了传播文化遗产知识、教育公众的目的。现在,面向一般读者甚至专门面向孩子的考古学刊物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发展领域。以美国为例,与考古知识普及有关的刊物将近十余种,除了著名的《国家地理》、《发现》以及《科学》等经常发表考古普及文章之外,还有几种专门的考古学普及型刊物,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发掘》(Dig)、《发现考古学》(DiscoveringArchaeology)和《美洲考古》(AmericanArchaeology)。它们在普及考古知识的大旗下分别锁定不同的读者群体,《发比如现》专门面向孩子,引导他们对考古学的兴趣和正确理解。我国近年来普及性的考古著作也开始增多,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但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系列、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编的《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而且吴汝康的《人类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李伯谦、徐天进的《考古探秘》以及《剑桥插图考古学史》、《100个考古大发现》、《考古人手记》等不少关于文明起源、人类起源、考古解密的书籍,一度成为热销书。但总体而言,我国科普性考古书籍离初具规模仍有相当距离。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普遍充斥着专业性极强的术语,学术争论围绕地层学与类型学展开,有时不同研究领域的考古学家之间的交流尚有困难,离普通公众当然更加遥远。所以,加强与公众的联系,不但要求文物工作者有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也是对考古学家学术水平的挑战:未经深入,也无法浅出(13)。我国每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绝大部分是抢救性发掘。考古单位按《田野操作规程》等规定要求发掘遗址、采集文物、记录数据、编写报告,这些材料的积累速度惊人,但相应的研究工作却令人失望。某些文物大省掘地三尺就有古迹,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既影响资料搜集的水准,更谈不上田野工作之后的综合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报告除了提供一份遗存的清单外,可能也不会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加强考古发掘的整理和研究,把堆积如山的考古资料转化为公众能理解的话语和其他学科可以利用的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普及性读物,应当成为考古工作一项任重道远的目标。(四)直播考古:公众考古的休闲形式考古直播是新闻与考古的联姻。考古学是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一般以漫长、冷僻、枯燥、严谨、神秘、理性的方式出现。新闻则以快捷、煽情、趣味、活泼、知识、感性的方式出现。考古学的东西一旦成为新闻,自然会淡化其生硬和冷僻的属性,保留其神秘、严谨的属性,增加其趣味、生动的属性。换言之,考古新闻不仅具有一般新闻的价值和特质,而且还有重温历史知识,传播考古常识,将科学研究世俗化,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因此,不仅受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喜欢,更受到知识阶层的欢迎,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但直播与考古也有矛盾和冲突。新闻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注重时效性,而

  考古工作则严谨细致,周期较长。有时出于文物安全等方面考虑,考古活动还应保持低调。考古学科的高度的专业性使得传媒的报道往往只能在“事后”跟进,在考古界取得自己的学科内的确认之后再进行报道,而无法变成直击式的报道。媒体“考古新闻”惯用的“散布—澄清—再散布—再澄清”之“操作模式”,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将使受众对新闻的客观和真实性原则产生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考古直播要想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就需要考古界和媒体的共同努力。首先,考古行业要加强对考古新闻的引导、规范,与媒体一起积极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具体做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主动挖掘考古新闻,全面呈现考古;协助提升考古新闻的准确性;以媒体中已经成熟的栏目为捷径展示考古成果,创新考古直播模式(14)。其次,媒体要规范对考古新闻的报道,从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着手。这包括:加强考古报道的科学性,遵循文物考古的自身规律;遵守新闻规律,力求客观、真实、准确、全面、公正;遵守文物保护法。作为在信息和传媒时代考古学大众化的产物,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出现与发展是学科和时代发展的必然。在中国公众考古的具体实践中,我们既要借鉴国际公众考古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又要参照中国考古学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相宜选择适当的模式,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实现考古学的大众化,使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建立文化遗产公众参与的机制,促进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健康发展。

  注释:①郭妍利:《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大众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②曹兵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试谈》,《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第5期。③顾伊、陈淳:《美国文化资源管理》,《文物世界》2001年第1期。④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⑤⑥⑨⑩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学》,《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⑦曹兵武:《考古学:追寻人类遗失的过去》,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⑧张士坤、王志华:《略论大众传媒与考古共享的互动关系》,《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11)(12)南旺考古队:《分享考古发掘过程,促进文化遗产保护——记“汶上南旺大运河保护暨公众考古学实践”活动》,《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11日。(13)陈淳:《当代考古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29页。(14)张士坤、王志华:《略论大众传媒与考古共享的互动关系》,《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

  来源:《浙江学刊》(杭州)2011年1期第43~48页

  

  

篇十一: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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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与符号——数字媒体艺术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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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媒体艺术是随着20世纪末数字技术与艺术设计相结合的趋势而形成的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和艺术创新领域,是一种“在创作、承载、传播、鉴赏与批评等艺术行为方式上推陈出新,进而在艺术审美的感觉、体验和思维等方面产生深刻变革的新型艺术形态”。近年来,数字媒体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在我国迅速发展,并由此推动了我国数字媒体艺术教育的发展。2005年,教育部将数字媒体艺术正式列为一个目录外专业试点招生。截至2009年底,经教育部审核备案的数字媒体类专业的院校已经超过150所。5年间,全国高校的相关专业数量增加了6倍,发展势头强劲。但由于数字媒体艺术“跨界”的范围大、脉络复杂,而新兴媒体又层出不穷,导致其学科的外延不断扩大。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媒体专业是无法包容数字媒体艺术本身的多方向的扩张和发展的。一个专业的课程体系亦不可能包容多向的数字媒体艺术所需的知识能力结构”。这些观点可以反映出数字媒体艺术学科的复杂性。但也正是由于缺乏数字媒体艺术理论层面的研究和支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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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专业往往成为动画、影视、游戏和交互媒体等不同技术领域的“混搭”。这对我国数字媒体类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有必要对数字媒体艺术理论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梳理和研究。

  一、媒介理论是理解数字媒体艺术理论的核心从媒介演化史上看,数字媒体艺术应该属于广义的媒体艺术(mediaart)的一种。媒体艺术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本雅明语),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西方现代主义的诞生。区别于传统绘画、雕塑等手工艺术,媒体艺术依附于技术、商品和传媒,通过摄影、电影、海报、招贴、广告、印刷图像、机械装置等非传统艺术形式,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也由此启发和影响了近百年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未来主义招贴(见图1),杜尚的动力装置,罗钦可、汉密尔顿的摄影拼贴,利希滕斯坦、安迪·沃霍尔的丝网波普以及白南准的录像装置等都是这种艺术形式的体现。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战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的兴盛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媒体艺术无论是基于印刷媒介、光学媒介、电子媒介或数字媒介,通常都蕴涵了机械、技术、大众、民主、传播、通俗、解构、恶搞、拼贴、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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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和娱乐等要素。因此,理解数字媒体艺术必然要追溯媒介艺术的观念和技术史。曾经撰写过《电影的虚拟生活》、《数字的解读》和《新媒体诞生后的哲学》的新媒体研究知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大卫·罗德维克认为:“从当代的角度来看,电影应该仅被作为源自19世纪的媒体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复杂的各种媒体技术发展的整体历史中的一支。它包括计算技术的系谱学,以及扫描、电子记录和传输的系谱学。”他进一步指出,“每一种艺术的媒介都是不断创新的,我们就可以通过提供一种新的材料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概念,引领我们走向新的艺术媒介。”同样,我国新媒体艺术研究学者邱志杰等人也从艺术媒体演化史的角度研究新媒体艺术的发展脉络。他通过考察录像艺术的四个发展阶段——从乌托邦到语法阶段,再从诗学阶段到它的边缘化时期,由此归纳和暗示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媒体艺术发展规律。邱志杰指出,新媒体艺术产生于现代主义对技术的矛盾:一方面,现代主义对于新技术、新世界充满着乌托邦的热情,由此产生了未来主义、构成主义和立体派的技术崇拜美学;另一方面,出于对机器的恐惧和对原始乐园的怀念,则产生了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梦魇。

  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MarshalMcLuhan)关于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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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演化的观点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数字媒体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麦克卢汉指出:“任何新技术都要改变人的整个环境,并且包裹和包容老环境。它把老的环境改变成一种艺术形式。”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总是“后浪推前浪”,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包括既排除(新媒体使旧媒体成为老旧过时)但又包容(新媒体以旧媒体为其内容)的演进历程,从口语、书写、印刷到电子媒介莫不如此。麦克卢汉的这一贡献使人们认识到:“媒介即讯息”,所有媒体的“内容”便是另一个媒体。借用麦克卢汉的思想可以看到,当代社会的数字媒体正是在利用、改造、解构、拼贴和重构传统媒介(如文本、影像、图像、版画、电影、动画、音乐、戏剧或表演)的过程中,将旧媒介作为内容或艺术形式,并由此建构出自身的“数字化”媒体艺术特征和体系。因此,媒介理论是理解和掌握数字媒体艺术本质的钥匙。

  二、符号学和语言学是建构数字媒体艺术理论的工具

  人们对当今时代有着形形色色的命名:全球化时代、消费时代、后现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数字时代、读图时代、影像时代、视觉文化时代……或许可以概括地说,这是一个数字媒体文化时代。在全球

  

篇十二: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

  摘要: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公共”(Public)一词的含义一直都是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问题。“公共”蕴含着国家和公众两个不同的维度,根据“公共”一词包含的不同价值取向,国外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对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定位于“面向公众的考古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公共考古学价值取向公众政府

  一、导言

  当考古学存在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之下,如何有效利用社会资源来进行考古遗址和文化资源保护,成为考古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CharlesMcGimsey)在1972年出版的《公共考古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共考古学”(PublicArchaeology)的理念,并探讨了考古学与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不同社会元素之间通过协作方式保护历史资源的构想。换言之,公共考古学区别于传统考古学的关键,是学者们开始尝试在考古学科之外研究考古学及其存在的价值。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实践,公共考古学所倡导的公众、政府和考古学家通过合作来保护历史资源的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同。

  近年来,中国在保护历史资源的工作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各界对于考古学与公众的互动关系也给予了热切关注。但是公共考古学在中国尚属于一个有待建设的系统工程,还缺乏相应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公共考古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另一方面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由此而造成公共考古学的内涵和外延都难以界定。

  梳理国外公共考古学的理论脉络和实践经验,既可以对中国公共考古学的研究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同时又在平衡公众与政府两者在考古研究和历史资源保护的角色分工等问题上提供新的视角。

  二、公共考古学与“公共”的含义

  公共考古学的定义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公共考古学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目标、范围及方法论还没有得到考古学家的一致认可。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明确“公共”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公共考古学的理念由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提出,但他并未给出明确的公共考古定义。他认为:“这里并没有所谓的‘个人考古学’(PrivateArchaeology),而且任何人也不能够威胁(endanger)或破坏(destroy)民众了解人类过去的公共权利(publicrightstoknowl-edge)。”英国学者TimSchadla-Hall指出,公共考古学是“考古活动中任何与公众有互动或者有可能存在与公众互动的领域。”在《公共考古学》期刊的创刊号中,英国学者NealAscherson进一步指出公共考古学关注的是,“当考古学不再只是存在于单纯的学术领域,而是与真实世界中的经济、政治和伦理等领域不断的发生冲突中产生的问题”。上述定义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范畴,即文化资源的所有者不仅仅是考古学家,还包括了其他众多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社会团体,甚至是民众本身。换句话说,即“公共”一词中究竟涵盖了何种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为何要参与到考古活动中?利益相关者与考古学家的关系究竟如何?考古学家在考古活动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公共”(Public)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基本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公共”与“私人”(Private)这一对概念的区分是构建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

  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西方理论界主要采用以下两种划分“公共/私人”的基本模式:国家一市场模式和政治共同体-公民模式。

  国家-市场模式的哲学基础为功利论自由主义(utilitarianLiberalism)。公共和私人的区别常常对应着政府(或国家)和非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区分,在这种框架之下,使用“公共/私人”这个区分的前提就是权限问题,即哪些领域活动和服务属于国家领域,哪些属于市场领域。公共考古学所涉及的“公共”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行为。在英国体现为英国皇家哥伦比亚博物馆1886年接受政府资助并对外开放,以实现“日益增加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美国体现为考古学家在国家政治体制之下,通过游说政府通过联邦立法、增加财政预算等方式实现历史资源的保护。

  关于“公共考古学”的问题,不论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都是一个形成历史不长、尚未得到确立的新兴学科。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通过国外关于公共考古学的探讨,特别是公共考古学研究范式的演变过程,尽可能的厘清一些与此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为中国学术界今后的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一些参考性思路。

  三、公共考古学研究的阶段划分

  可以将公共考古学划分为三个相互连接的研究阶段:将“政府参与”作为价值诉求的研究阶段;将“民众参与”作为价值诉求的研究阶段;将“民众导向”作为价值诉求研究阶段。这三个阶段中,政府在公共考古学实践逐渐退出,民众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

  1“政府参与”阶段

  公共考古学的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提出,与当时美国的政治社会背景和考古学的理论发展密不可分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ParkService),负责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1933年,在史密森尼研究院(SmithsonianInstitution)的协助下,国家公园管理局展开了田纳西河谷计划(TVAProjects),对田纳西河谷流域因修建大型水库而遭到破坏的考古遗址进行了发掘和保护工作。二战之后,国家公园管理局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展了一系列考古遗迹的调查工作(CRAR计划)。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TVA和CRAR之外,美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上是由博物馆工作人员、大学教授及其学生完成的,考古发掘工作的范围和经费预算都是非常有限的。

  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等原因,造成全美境内建设工程全面展开。由于缺乏联邦法律的保护,众多考古遗址和文化资源在没有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记录的情况下被破坏,个别遗址甚至被彻底摧毁。而美国考古学界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和法律援助,无法对面临破坏威胁的考古遗址进行有效的发掘和保护。考古学家DLehmer在完成密西西比河流域考古遗址调查之后指出,考古活动与美国联邦政府使用土地的规划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要求政府和相关法规介入其中。Hes-terDavis也指出行政部门与考古学家一样,都对考古资源负有保护的责任。

  1972年,查尔斯·麦克基姆《公共考古学》中首先根据公民基本权利的概念,指出民众有权了解自身的过去,这种权利是不能受到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的。他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资源保护个案分析后,指出考古资源是人类了解自身过去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考古资源的保护应当由联邦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另外,考古资源的保护过程只有在联邦立法、行政部门和考古学家三者的协作下才能充分实现。公共考古学的提出为美国国会

  通过立法保护考古资源提供了理论支撑。1974年通过的文物保护法(ArchaeologicalandHistoricPreservationAct)和1979年通过的考古资源保护法(ArchaeologicalResourceProtectionAct),标志着“政府参与”的价值诉求得以实现。

  随着文化资源保护的各项法律不断完善,公共考古学倡导的“政府参与”的价值诉求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了共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公共考古学的概念在欧洲广泛传播,欧洲委员为(CouncilofEu-rooean)于1984年和1987年召开过两次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对于“考古遗迹的保护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思想达成一致。随后,很多国家都制定了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为考古遗址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法律依据。

  2“民众参与”阶段

  早在公共考古学概念提出之际,查尔斯·麦克基姆、HesterDavis等学者曾提出除了保护、管理之外,公共考古学还应包括志愿服务、公众阐释以及公共考古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包括志愿服务、公众阐释和公共考古教育等在内都是由博物馆独立完成的。由于缺乏行政主管部门和考古学家的积极参与,上述活动的效果非常有限。根据美国人类学协会(AAA)和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系列调查表明,民众对于文化资源方面的信息获取途径非常有限,对美洲原住民文化的了解甚少。结果,考古学变得愈加神秘,民_众对历史及其遗产只能隔着博物馆的玻璃才能接触到。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公共考古学的研究逐渐由建立初期的理论探讨,逐步向以公共考古实践活动为主体的研究范式,即如何有效的实现考古学家与公众的交流问题。公共考古教育(PublicAr-chaeologyEducation)

  成为主要的实践方式之一。90年代后期,一大批针对普通民众的考古学普及型读物的出版,以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的众多公共教育活动,都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有效途径,“公众参与”成为这段时期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取向。通过行政主管部门、考古学专业团体、博物馆、教育学界和NGO组织等多方面的密切合作,公众与考古学专业团体之间搭建起交流平台,这也为普通民众掌握考古学知识,了解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民众导向”阶段

  在“公众参与”阶段,公共考古的实践活动已经开始和公众建立交流平台,并向民众宣传文化资源和考古遗址的内涵。但此时的交流是单项的,由考古学家向民众输出信息。信息交流的内容、方式、时间和地点都是由考古学家决定的,并且信息的内容

  “民众导向”的价值取向,也为考古学所遇到的一些种族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公共考古实践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的文化资源和考古资源保护工作都逐渐升温。但是,随之而来的诸如文物的归属问题、考古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开始不断涌现。面对这些问题,公共考古学开始尝试将不同种族、不同社会团体也加入到考古活动中来,让这些团体自己发现、解释文化传统。这种“社区考古”的实践活动在美国和欧洲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特别是在美国考古学界与印第安部落的合作中,成果显著。

  四、结语:中国的公共考古学及其展望

  由于公共考古学影响的不断增加,考古学界对于传统考古学领域的界定也有所改变,国外考古学者开始将传统考古学研究领域与考古教育、文化资源管理和公共考古学都视为考古学的基本研究范畴。公共考古学作为

  近年来流行于欧美的新的考古学理念,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并在许多国家的文化遗产和考古遗址的保护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公共考古学科本身仍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公共考古学概念如何界定的问题,二是如何构建开放交流平台,真正实现“面向公众”考古学。

  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对于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也给予了热切关注。2003年,在北京召开了“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并以“考古学与公众”作为研讨会的核心议题。另外,中国各主流媒体开始尝试对考古发掘过程进行现场直播,或者邀请专家对公众感兴趣的考古发现进行评论等都可以看作中国公共考古的实践。然而,这些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仍然停留在“民众参与”的“后发掘”(Post-excavation)时期。中国遗产研究院与山东省考古所在济宁市文物局、汶上县文物局、南旺镇政府和附近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和全面配合下,在2022年5月7日开始“汶上南旺大运河保护暨公众考古学实践”活动,将考古发掘工地有组织地向当地群众敞开大门,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将“民众导向”作为公共考古实践价值取向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和努力,“是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替’民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的反思”。

  但中国学术界目前仍缺乏对公共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缺乏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任何一门学科,若要健康地发展必须在所处的时代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否则将会失去存在和发展的机遇。根据国外公共考古学发展经验及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实践应以“民众导向”为价值取向,进一步在文化资源和考古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民众导向”的价值取向。充分利用当代公民对于人文精神的崇尚和历史遗迹的兴趣,作为公共考古实践活动的基础,开展文化遗产的教育普及工作,尝试让考古遗址周围的社区民众参与到考古遗址的发掘保护过程中来,建构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考古学。

  

  

篇十三: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苏联早期电影中的蒙太奇:一个媒介考古学

  视角

  作者:张振来源:《电影评介》2020年第24期

  媒介考古学(mediaarchaeology)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电影史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其跨学科、跨媒介、跨国别的理论框架受到了全球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理论融合了“媒介历史”研究的诉求和福柯“知识考古”的历史研究方法,在深层时间中捡拾被遗忘、遮蔽、边缘的历史,同时质疑线性历史观的历史叙事,寻找另类媒介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为早期电影史的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径。苏联蒙太奇学派被奉为经典理论的同时也遮蔽了早期蒙太奇实践中的多元尝试,本文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经典理论,意在史海拾贝,发掘过去曾有的多样性电影历史,而这种回溯过去的方法并不是为了眼前的功利,而是为未来的电影发展提供一个可能性的想象空间。

  一、媒介考古学视角:史海拾贝,变废为宝

  媒介考古学理论的形成与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史学者对于新电影史书写的诉求和米歇尔·福柯历史观在学术界的接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根据托马斯·埃尔塞瑟的回忆,学者对于早期电影的关注和书写新电影史的冲动来自1978年布莱顿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FIAF)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档案管理员、电影史专家还有先锋电影制作人齐聚一堂,努力唤起公众对于早期电影的关注和支持,以求把原来没人重视也没人关心的电影遗产抢救出来,把硝酸盐形态的电影转变为安全库存,再有需要的情况下修复这些电影”。[1]以此为契机,百年前那些已经消逝在历史尘埃中的影像在学者、档案管理员和先锋电影制作者的合力抢救之下得以重见天日,而正是这些残缺的、遗忘的、边缘的影像资料及其承载的媒介成为了电影史研究难得的宠儿。与此同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重新审视这些碎片化、不成体系的影像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理论资源,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代西方学者广义上讲都深受福柯的影响,更具体的说,福柯着重关注的那些在“话语”和“权力”交融之下的所遮蔽的历史,或者说那些由于历史书写创造的“主流”话语下被遗弃、遗忘、遗失的历史档案和权力结构。而德国的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把福柯并不探讨的媒介历史纳入了“知识考古学”的范畴,自此,早期电影史的书写和媒介历史交错重合。虽然基特勒本人并不使用媒介考古学这样时髦的名称,可是却为这个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的基础。可以说,电影史专家对于整理早期电影资料的原始冲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福柯的理论热和德国媒介历史书写的理论积淀催生了“媒介考古学”这个新兴学术概念的诞生。

  在《早期电影——空间框架的叙述》(1990)(EarlyCinema—SpaceFrameNarrative)这本专著的绪论中,埃尔塞瑟首次使用了“媒介考古学”这个术语,而在2016年出版的《作为媒

  介考古学的电影史:追溯数字电影》(FilmHistoryasMediaArchaeology:TrackingDigitalCinema)这本书中收集了埃尔塞瑟本人在25年间书写的关于媒介考古学的论文,标志着“媒介考古学”从一个时髦且充满争议性的学术术语走向了相对成熟的学科。在这25年间,除了作为概念的主要阐释者埃尔塞瑟以外,媒介考古学还有很多其他的阐释者,逐渐成为电影史和媒介历史研究的显学。比如说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认为媒介考古学是一个“行动”(Tätigkeit),可以“穿透媒介历史故事叙事的岩层,并且可以以一种实用的视角挖掘历史中的隐秘路径,从而可以帮助并指引我们走向未来”。[2]而埃尔基·胡塔莫和尤西·帕里卡认为这种“行动”来源于对于媒介历史书写现状的不满(discontent),“不满足于媒介文化和历史的经典化叙事是最清晰、最常见的驱动力”,[3]而应该把另类的历史叙事摆上台面,发掘那些“被压抑的、忽略了的和被遗忘的媒介”,[4]而这些媒介并没有发展为我们如今看似“完美”的媒介,而那些“无疾而终的发明、失败之作和设计的死胡同,这种种的故事都异常重要。”[5]更进一步,帕里卡认为媒介考古学是“把媒体文化当成是积淀而成的、层级分明(sedimentedandlayered)的时间性和物质性折叠,其中过去有可能以崭新的面貌被发现”。[6]而除了发现隐藏在历史角落中的媒介文化,媒介考古学也是对当代计算机文化中不断求新而不恋旧的一种反思,洛丽·爱默生指出,“媒介考古学为占据当代电脑运算的不断追求新的文化提供了一个概念上的‘摩擦阻力’,使其焕然一新。”[7]可以说,媒介考古学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学问,把历史中无人问津的“废品”视为宝物,把这些废品、弃物、瑕疵物作为参照物来审视我们现在的媒介,从而并不想当然的把媒介线性发展的历史作为唯一的路径,而是在参照被压抑的另类历史中寻找未来不同的可能性。

  媒介考古学为电影史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路径,电影史的研究延展成为了媒介研究的一部分。一方面,这种理论框架扩大了电影史研究的范畴,电影研究和媒介技术史连接了起来;另一方面,这种以媒介研究作为立足点的电影史研究的视角冒着偏离电影本体的风险,有着进一步强化“电影之死”的嫌疑,而并不是在学理上挽救电影:齐林斯基就认为电影是媒介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插曲”;曾经对电影本体感兴趣的列夫·曼诺维奇在《新媒体语言》(TheLanguageofNewMedia)这本书中做了一番尝试挽救电影的努力之后,也在近期转向研究软件和代数;威廉·里奇奥的观点类似于齐林斯基,电影可能是媒介历史中的一段插曲,推动媒介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共时性”,而电影的制作发行上映时间上的延迟性与媒介的共时性毫不相关。尽管有以上的种种“偏离”电影史的媒介研究,可是埃尔塞瑟依然是坚守在电影史研究的第一线,他并没有把电影当成是一种过时了的媒介,或者说媒介发展中的“插曲”,而是严肃对待电影本体,拓展电影的想象空间,从而把单一化的电影形式从历史中拯救出来,发掘那些未竟的电影事业。他认为“媒介考古学并没有把自身纳入到某种单一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无论是逆向回溯过去寻求某种演变,还是为某种更‘完美’的未来做准备。”[8]这么说,电影史视野中的媒介考古学方法既不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寻找到一种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观,也不是所谓的“以史为镜”从而预测未来,而是发掘电影本体、电影美学、电影技术本身所蕴含的多样性,在其中寻找到另类的电影发展的可能性。

  本文秉承埃尔塞瑟媒介考古学的电影史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苏联早期蒙太奇电影实践中的女性蒙太奇师(montagess)①埃丝特·舒伯的蒙太奇实践与未来构想,试图从经典化了的苏联

  早期电影蒙太奇理论与实践中发掘并且拯救那些被遮蔽、被边缘、被遗忘的蒙太奇先锋电影的起源与宝贵实践,从而为苏联蒙太奇理论增添另类的历史叙事,为电影本体的多样化增添历史的维度。

  二、苏联蒙太奇理论:经典化,教科书化

  苏联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电影中的蒙太奇理论已经被经典化和教科书化,相关的学术探讨大致包括苏联导演的蒙太奇经典论述和苏联蒙太奇理论来源的研究这两个方面。苏联蒙太奇导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库里肖夫、维尔托夫、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四位导演。这四位导演的蒙太奇理论相互关联,也自成一体。库里肖夫的“库里肖夫效应”和“电影模特”是国内电影课里的常识,而他的《电影导演基础》早在1961年就被翻译成中文,对中国的电影教育影响深远。维尔托夫和他成立的“电影眼睛派”倡导通过电影的眼睛而非肉眼来观察世界,创造“一种真正的国际性的语言”。而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分别开创了有着鲜明特色的蒙太奇理论,电影学者俞虹把爱森斯坦的理论总结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吸引力蒙太奇”(旧译“杂耍蒙太奇”,1920-1923)、“理性电影”(1924-1929)、“蒙太奇类型学”(1929-1939)和“影片总体论”(1939-1948)。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相对折衷,融合了他的老师库里肖夫的形式蒙太奇、爱森斯坦的对比蒙太奇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演员培训。

  关于苏联蒙太奇来源的研究方向也固定化了,主要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向。历时性的研究主要是把苏联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放置在苏联早期先锋派艺术的整体框架下加以审视,分析蒙太奇理论是如何的受到俄国未来主义运动、构成主义美学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影响。美国的电影研究学者波德维尔在论述苏联蒙太奇的思想起源的问题上这么说的,“爱森斯坦和维尔托夫与列夫小组之间的关系非常地牢固。爱森斯坦的第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吸引力蒙太奇》和维尔托夫最重要的论文《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发表在《列夫》杂志的同一期上,这两篇文章如果不参照列夫小组的构成主义理论及其社会革命计划就都无法被完全理解。”[9]马列维奇的立体未来主义绘画使用了拼接的方法来达到独特的视觉效果,马雅科夫斯基的未来主义诗歌将文字打碎再粘合一起,梅耶荷德的实验戏剧也强调不同幕之间的冲突,和蒙太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蒙太奇的共时性方面,研究者会把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汉字独特的表意结构还有日本的传统歌舞伎表演艺术结合起来。爱森斯坦在学生时代曾经学习汉字和日语,1929年他发表的《电影摄影原则和表意文字》这篇论文中,他谈到日文中的表意汉字有着“无尽的电影特质”,接着他说“两个象形文字的组合并不是总和那么简单,而是乘积……每一个字对应着一个物体,一个事实,可是它们的组合却对应着一个概念。不同的象形文字加以融合,这就是表意文字。”[10]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是如此,可是汉字表意的独有的拼接融合的方式对于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有着不可替代的启发作用。爱森斯坦也受到了日本歌舞伎表演艺术的影响。在1928年市川左団次的歌舞伎演出团曾经访问莫斯科,尽管苏联的媒体对于这次的歌舞伎表演并不以为然,甚至有点居高临下的贬低的意思,认为其编纂的封建时代的故事没有意义,因为内容和形式是分不开的,而苏联已经早已经抛弃了这种表现手法。可是对于爱森斯坦来讲,歌舞伎中的“典型人物”(typage)和“通感”(synesthesia)的艺术手法可以运用在他

  的蒙太奇电影之中,而歌舞伎表演中的“合奏”(ensemble)也挑战了自然主义戏剧传统。[11]由此可见,历时性的研究侧重蒙太奇在苏联早期先锋艺术、实验艺术与革命艺术中的思想源起,而共时性的视角从其他同时代的艺术传统中寻找思想渊源。

  三、被遮蔽的苏联女性剪辑师:埃丝特·舒伯与汇编纪录片

  尽管在国内关于苏联蒙太奇学派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一方面这些经典化了的论述深入扎实,可是另一方面,这样的论述也遮蔽、忽略了那些不被当作“经典”的蒙太奇剪辑师。被奉为蒙太奇理论大师的这四位导演都是男性导演,可是早期从事剪辑拼接胶片的实践的人几乎全部是女性,由于剪辑这样的工作工资很低,常常和编织、缝纫还有其他女性的工作相比较,被当成是“适合女性的活儿”[12],这不仅仅在苏联是这样的情况,在美国的早期电影行业中也是如此。可以说,作为实践性极强的蒙太奇理论,女性剪辑师的“理论”(尽管常常不被当成是理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起源,值得从“媒介考古学”的角度加以研究。与这些男性蒙太奇大师同时期的苏联女性导演埃丝特·舒伯为另类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可能性。

  无论在苏联还是西方研究苏联电影的论述中,埃丝特·舒伯(1894-1959)几乎完全不被重视。她出生在一个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莫斯科上大學的时候受到苏联先锋派艺术思潮的影响。舒伯是通过戏剧逐渐走向电影创作的,在十月革命成功后,舒伯在苏联的人民教育委员会(Narkompros)的戏剧部门工作,也曾经作为梅耶荷德的私人助理,也和马雅科夫斯基共事,从事构式主义戏剧的创作。在1922年舒伯加入了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Goskino)并担任剪辑师的工作,主要是审核和剪辑苏联进口的电影,使这些影片更加适合苏联观众的观影和审美习惯。在工作期间,舒伯重新剪辑了超过200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老电影和国外引进的影片,比较有名的影片包括卓别林的电影《卡门的闹剧》(卓别林,1915)和弗里茨·朗的《玩家马布斯博士》(弗丽茨·朗,1922)。马丁·史托勒里认为舒伯重新剪辑的影片不同于以往的剪辑手段,而是在和电影导演的合作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原创性。[13]另外一名同时期的苏联电影导演谢尔盖·尤特凯维奇当面对冗长的赛璐珞软片而不知所措的时候,曾经求助舒伯,舒伯帮助他把一个死亡的电影较偏整理拼接成了一个完整的电影,尤特凯维奇称舒伯为“电影艺术最好的实践者”。[14]

  本文秉承埃尔塞瑟媒介考古学的电影史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苏联早期蒙太奇电影实践中的女性蒙太奇师(montagess)①埃丝特·舒伯的蒙太奇实践与未来构想,试图从经典化了的苏联早期电影蒙太奇理论与实践中发掘并且拯救那些被遮蔽、被边缘、被遗忘的蒙太奇先锋电影的起源与宝贵实践,从而为苏联蒙太奇理论增添另类的历史叙事,为电影本体的多样化增添历史的维度。

  二、苏联蒙太奇理论:经典化,教科书化

  苏联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电影中的蒙太奇理论已经被经典化和教科书化,相关的学术探讨大致包括苏联导演的蒙太奇经典论述和苏联蒙太奇理论来源的研究这两个方面。苏联蒙

  太奇导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库里肖夫、维尔托夫、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四位导演。这四位导演的蒙太奇理论相互关联,也自成一体。库里肖夫的“库里肖夫效应”和“电影模特”是国内电影课里的常识,而他的《电影导演基础》早在1961年就被翻译成中文,对中国的电影教育影响深远。维尔托夫和他成立的“电影眼睛派”倡导通过电影的眼睛而非肉眼来观察世界,创造“一种真正的国际性的语言”。而普多夫金和爱森斯坦分别开创了有着鲜明特色的蒙太奇理论,电影学者俞虹把爱森斯坦的理论总结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吸引力蒙太奇”(舊译“杂耍蒙太奇”,1920-1923)、“理性电影”(1924-1929)、“蒙太奇类型学”(1929-1939)和“影片总体论”(1939-1948)。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相对折衷,融合了他的老师库里肖夫的形式蒙太奇、爱森斯坦的对比蒙太奇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演员培训。

  关于苏联蒙太奇来源的研究方向也固定化了,主要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向。历时性的研究主要是把苏联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放置在苏联早期先锋派艺术的整体框架下加以审视,分析蒙太奇理论是如何的受到俄国未来主义运动、构成主义美学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影响。美国的电影研究学者波德维尔在论述苏联蒙太奇的思想起源的问题上这么说的,“爱森斯坦和维尔托夫与列夫小组之间的关系非常地牢固。爱森斯坦的第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吸引力蒙太奇》和维尔托夫最重要的论文《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发表在《列夫》杂志的同一期上,这两篇文章如果不参照列夫小组的构成主义理论及其社会革命计划就都无法被完全理解。”[9]马列维奇的立体未来主义绘画使用了拼接的方法来达到独特的视觉效果,马雅科夫斯基的未来主义诗歌将文字打碎再粘合一起,梅耶荷德的实验戏剧也强调不同幕之间的冲突,和蒙太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蒙太奇的共时性方面,研究者会把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汉字独特的表意结构还有日本的传统歌舞伎表演艺术结合起来。爱森斯坦在学生时代曾经学习汉字和日语,1929年他发表的《电影摄影原则和表意文字》这篇论文中,他谈到日文中的表意汉字有着“无尽的电影特质”,接着他说“两个象形文字的组合并不是总和那么简单,而是乘积……每一个字对应着一个物体,一个事实,可是它们的组合却对应着一个概念。不同的象形文字加以融合,这就是表意文字。”[10]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是如此,可是汉字表意的独有的拼接融合的方式对于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有着不可替代的启发作用。爱森斯坦也受到了日本歌舞伎表演艺术的影响。在1928年市川左団次的歌舞伎演出团曾经访问莫斯科,尽管苏联的媒体对于这次的歌舞伎表演并不以为然,甚至有点居高临下的贬低的意思,认为其编纂的封建时代的故事没有意义,因为内容和形式是分不开的,而苏联已经早已经抛弃了这种表现手法。可是对于爱森斯坦来讲,歌舞伎中的“典型人物”(typage)和“通感”(synesthesia)的艺术手法可以运用在他的蒙太奇电影之中,而歌舞伎表演中的“合奏”(ensemble)也挑战了自然主义戏剧传统。[11]由此可见,历时性的研究侧重蒙太奇在苏联早期先锋艺术、实验艺术与革命艺术中的思想源起,而共时性的视角从其他同时代的艺术传统中寻找思想渊源。

  三、被遮蔽的苏联女性剪辑师:埃丝特·舒伯与汇编纪录片

  尽管在国内关于苏联蒙太奇学派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一方面这些经典化了的论述深入扎实,可是另一方面,这样的论述也遮蔽、忽略了那些不被当作“经典”的蒙太奇剪辑师。被奉为

  蒙太奇理论大师的这四位导演都是男性导演,可是早期从事剪辑拼接胶片的实践的人几乎全部是女性,由于剪辑这样的工作工资很低,常常和编织、缝纫还有其他女性的工作相比较,被当成是“适合女性的活儿”[12],这不仅仅在苏联是这样的情况,在美国的早期电影行业中也是如此。可以说,作为实践性极强的蒙太奇理论,女性剪辑师的“理论”(尽管常常不被当成是理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起源,值得从“媒介考古学”的角度加以研究。与这些男性蒙太奇大师同时期的苏联女性导演埃丝特·舒伯为另类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可能性。

  无论在苏联还是西方研究苏联电影的论述中,埃丝特·舒伯(1894-1959)几乎完全不被重视。她出生在一个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莫斯科上大学的时候受到苏联先锋派艺术思潮的影响。舒伯是通过戏剧逐渐走向电影创作的,在十月革命成功后,舒伯在苏联的人民教育委员会(Narkompros)的戏剧部门工作,也曾经作为梅耶荷德的私人助理,也和马雅科夫斯基共事,从事构式主义戏剧的创作。在1922年舒伯加入了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Goskino)并担任剪辑师的工作,主要是审核和剪辑苏联进口的电影,使这些影片更加适合苏联观众的观影和审美习惯。在工作期间,舒伯重新剪辑了超过200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老电影和国外引进的影片,比较有名的影片包括卓别林的电影《卡门的闹剧》(卓别林,1915)和弗里茨·朗的《玩家马布斯博士》(弗丽茨·朗,1922)。马丁·史托勒里认为舒伯重新剪辑的影片不同于以往的剪辑手段,而是在和电影导演的合作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原创性。[13]另外一名同时期的苏联电影导演谢尔盖·尤特凯维奇当面对冗长的赛璐珞软片而不知所措的时候,曾经求助舒伯,舒伯帮助他把一个死亡的电影较偏整理拼接成了一个完整的电影,尤特凯维奇称舒伯为“电影艺术最好的实践者”。[14]

  

  

篇十四: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考古学简介

  考古学对我来说很陌生,今日因网上一则火爆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湖南耒阳留守女孩钟芳蓉在今年高考中,考出了文科676的高分,位列全省第四,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一时间引起了网上的激烈讨论,多家主流媒体发文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很多考古圈大佬也纷纷出手“罩”她,目前已有十余省份考古圈联动,为其送去祝福和礼物。

  其实主要观点无外乎两类,一些网友认为:考古专业“没钱途”,“大材小用”,报考这样的冷门专业,未来会很清苦,而且工作不好找,留守女孩应该多赚些钱来为家庭分担经济压力;另一些网友认为:选择学什么专业是小姑娘的自由,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小姑娘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执着于自己的理想、追求,不随波逐流,实属不易,应该予以肯定。

  姑且不去讨论各方观点的对错,因为这事也没有对错,别人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观点。只有若干年后,小姑娘自己才会知道当年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本文仅对考古专业及未来就业情况等进行简单介绍,以期对大家有所帮助。

  1、考古专业学科设立情况

  考古学专业培养学生具备历史学、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基础知识、方法以及相关的文博、历史及人类学知识,掌握玉石器、青铜器、陶瓷器、书画杂项等各类文物最基本的鉴定和保护技能。

  在北京大学,考古学隶属于人文学部-考古文博学院。下面以北

  京大学为例,说明考古学相关专业、学科的设立情况。

  序号1

  学习阶段本科

  2

  研究生

  3

  博士

  2、考古专业所学课程

  专业/研究方向

  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古代建筑四个本科生专业

  硕士研究生专业1个,即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包括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含动物考古)、新石器及夏商周考古、

  汉唐宋元考古等12个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专业1个,即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包括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等13个研

  究方向。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人文学科。简单地说,

  考古学就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

  这些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多埋藏在地下。通过发掘、鉴定、

  分类等复杂的工作,这些实物资料才能得以系统、完整地收集起来。

  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调查和发掘。

  下面以南京大学考古专业为例,说明大一、大二、大三,3年所

  学课程。

  序号12

  分类

  所学课程

  断代考古(即传统的六大段)

  相关领域与专题考古

  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魏晋南北

  朝考古、隋唐考古、宋元明考古。中国古代建筑史、《<营造法式>注释》研读、中国古代陶瓷史、中国古代钱币、古玉鉴赏、古文字学、佛教考古、环境

  考古、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体质

  人类学、博物馆学

  田野考古方法、史前考古方法、考古绘

  考古理论方法与图(田野绘图与器物绘图)、考古计算机

  3

  技能

  制图(CAD制图与Photoscan建模)、考

  古专业英语

  4

  田野考古实习为期一学期,4-5个月的发掘工作

  3、考古专业的开设学校

  考古学一级学科中,全国具有“博士授权”的高校共21所,在

  我国第四次教学评估中,共参评21所,部分具有“硕士授权”的高

  校也参加了评估,参评高校共计36所。下面列出评选结果。

  序号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学校代码10001106971018310284104221045910610103351048610558100021002810055102461009410384104751063710052

  学校名称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河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评选结果A+A+AB+B+B+B+BBBBBBBC+C+C+C+C

  20

  10319

  南京师范大学

  C

  21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C

  22

  10027

  北京师范大学

  C-

  23

  10108

  山西大学

  C-

  24

  10357

  安徽大学

  C-

  25

  11417

  北京联合大学

  C-

  4、考古专业的就业前景及方向

  某名企人力资源总监曾先生表示,这行比较清苦,而且要耐得住

  寂寞,这行比较冷门,而且年纪越大越吃香,刚毕业应该会在基层煅

  炼。考古学主要研究的是一万年以内古人类的进化和发展,从事相关

  的古人类学工作,如现场发掘,化石研究等。下面简单列举考古专业

  的就业前景及方向。

  (1)开展考古工作的事业单位。

  (2)考古所、博物馆、高校科研机构、各级学校、拍卖行、文

  物商店、文物经营机构、公安、海关等。

  (3)考古历史题材的电影、小说的顾问。

  (4)报考研究生或者再出国留学,继续深造。

  希望以上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篇十五: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在此背景下美国考古学界提议制定了一个全方位的文化遗产保护计划该计划后来被查尔斯麦克基米西charlesmcgimsy命名为公众考古publicarchaeology其含义等同于文化资源管理概念即除了保护管理之考古与公众开始实现有机结可见考古学学科的专业化趋势和考古学发展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所要求的大众化之间的矛盾是公众考古学得以产生的内在动因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对待历史的态度考古学的伦理责任等浙江学刊2011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试谈中国历史文物2004美国文化资源管理文物世界2001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南京社会科学2007既是社会的需求也是考古学科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论略

  姚伟钧张国超

  【英文标题】ABriefDiscussionontheBasicModeofChinesePublicArchaeology【作者简介】姚伟钧,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国超,男,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讲师、博士。(武汉430079)【内容提要】公众考古是考古学专业化与文化遗产保护大众化的矛盾产物,交流与解释是其基本命题。公众考古学的理论虽然起源于西方,但中国却存在着公众考古的实践。中国公众考古的途径和方式有参观考古现场、模拟考古、科普考古图书和直播考古等几种基本模式,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选择适宜的模式。【关键词】中国/公众考古/模式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学科建设的逐渐成熟、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要和现代传媒技术的日益发达,公众考古的理论和实践在国外日渐风靡,并相互支撑,成为推动国外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就国内情况而言,公众考古学在中国却是改革开放以来诞生的新鲜事物,因此有关对公众考古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还为数很少,特别是缺乏对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的系统和整体研究。因此,研究我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不但对建立我国公众考古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指导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众考古的缘起:考古学专业化与文化遗产保护大众化的矛盾考古学是通过对实物资料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来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的科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考古学产生之初,所发掘的工作使大众深切地感受到古代文化的存在与古文明的辉煌。尔后,随着学科的专业化,考古学逐渐无意识地将自己与大众隔离,陷入自我封闭、孤芳自赏、门庭冷落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大众对考古学艰涩难懂的术语和繁琐枯燥的数据敬而远之,充满疑问和好奇;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忙于整理发掘报告、追求学术上的建树,无暇顾及公众的疑问和需求,缺乏将考古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意识①。在公众的眼里,考古学或被看作是一门神秘的学科,或被视为象牙塔里的学问。公众对考古学家的总体印象就是“挖墓的”、“掘宝的”、研究“古董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着飞速的变化。由于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盗墓、自然风化等种种原因,文化遗产正时刻面临着被损毁的威胁。目前,考古学界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共识:考古发掘也是破坏,只不过是一种有准备的、由专业人士进行的、比被动的盗掘和开采略微好一点的破坏而已。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以摧毁研究对象的原生背景来提炼信息。古代遗址的稀缺性、不可替代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挖一个就少一个,将会变得更加稀缺和宝贵。因此,人类关于自己古代的知识随着考古学而快速增长,但人类的古代遗存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使得公众对用考古证据来寻找自己民族的渊源与分辨自己的民族身份非常关注。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使考古调查与发掘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因此,这些因素正迫使现在的考古学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考古学的资源面临危机,考古学安身立命的基础正在动摇,考古学必须在一个迅速变动的世界中为自己重新定位②。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首先使用“文化资源管理”的概念,这一概念随后在西方很快被广泛采纳。同时,随着考古学自身建设的日趋成熟,学科发展的需要,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考古学家社会责任感的唤起及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出现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的紧急情况,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

  “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出现的公众角色定位问题。1974年,“文化资源管理会议”在美国丹佛召开。自此,西方考古界开始熟悉文化资源管理的相关法规,各大学也开始设置文化资源管理的课程,培养既懂专业研究又能从事管理的新型人才。更重要的是,针对政府文化资源管理社会化的趋势,出现了合同考古学的操作方式,引入了市场机制推动其运转。这使考古学从一门纯学术的学科转变为科研和管理相结合的综合学问,考古学家在进行发掘之前要懂得妥善权衡利弊,把保存文化资源放在首位③。“文化资源管理”逐渐成为西方考古学界的指导方针。到80年代,在北美等发达国家,以保护和管理为宗旨的“文化资源管理”已成为文物考古工作的最高理念,并以立法予以确认。随后,美国文化资源管理中的“保存理念”、“整体意识理念”和“公众意识理念”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基础理论,并开始配合基本建设的合同考古学、考古资源管理(CRM)、考古学与土著的关系乃至90年代兴起的考古人体与信仰资料回埋运动,完成了对考古学家的伦理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极大升华。自此,研究考古学与社会、考古学与新闻媒体、考古学与遗产旅游、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等问题逐渐引起西方考古学界的重视。在此背景下,美国考古学界提议制定了一个全方位的文化遗产保护计划,该计划后来被查尔斯·麦克基米西(CharlesR.McGimsy)命名为“公众考古”(publicarchaeology),其含义等同于“文化资源管理”概念,即除了保护、管理之外,它还包括志愿服务、公众阐释和公众教育等方面的内容④。自此,“考古”与“公众”开始实现有机结合,一个新的考古学分支——公众考古学诞生了。可见,考古学学科的专业化趋势和考古学发展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所要求的大众化之间的矛盾是公众考古学得以产生的内在动因,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对待历史的态度、考古学的伦理责任等考古工作者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则为公众

  考古学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土壤⑤。公众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既是社会的需求,也是考古学科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二、交流与解释:公众考古的基本命题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分支。由于其笼统性,导致很难给公众考古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国外学术界的定义大致如下:在北美,几乎所有由公众资助(直接或间接)或获得广泛授权的专业考古就是公众考古;在具体的条款中,公众考古可以被解释为“为保护考古资源,在诸如学校、公园和博物馆等公共场合进行的公众教育和公众解释”。其目标是:保护考古遗产资源;向公众灌输关于这些资源的管理伦理;把考古伦理性解释和解释目标紧密类比。借鉴国外公众考古的相关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公众考古的定义给出了通俗的解释:公众考古学就是考古学的大众化,其核心思想为考古学利益相关者(publicstakeholder)、“交流”(communication)和“解释”(interpretation)。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公众考古学所采用的“公众”(public)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公众”与“公共”两层意思⑥。公众是最直接的“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从考古资源与公众的关系推理,考古资源是公共资源,隶属于公众,和公众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是在处理公众的共同遗产,因此考古不只是考古学家的事情,广大公众对此有知情权和参与权。考古方案的公众告知,包括工作方案的提出、经费的使用、发现等必须顾及到公众,必须与公众进行交流和解释,必须顾及到考古遗产的长久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公众对自己的过去和历史有着天生的好奇心,“我从哪里来”千百年来拷问着每一个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过去,由于获取信息的不平衡性,大多数公众了解历史的途径相对较少。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广大公众对考古知识和信息的需求会与日俱增。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与传媒的日益发达,考古与传媒的

  联姻,则为满足人类的这种心理需求提供了可能,也为考古学大众化和共享考古提供了现实途径。为迎合这样的趋势和需求,这就要求考古学家应该更加善于交流:和其他的学科交流,引进的他们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实行考古资料的开放和共享;和公众交流,证明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时代分享自己的发现及价值,将考古认识融会到古代遗存保护与利用方案的制定,融汇到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和文化创新之中⑦。“交流”(communication)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这要求考古学家在做好考古挖掘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也应该树立联系、沟通公众的意识,把考古信息、考古成果及时有效地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公众,最大限度地惠及公众,实现社会共享⑧。“交流”的目的在于相互理解,排除误解和偏见⑨。“解释”(interpretation)不仅包括考古学家对考古工作目的和意义的解释,还包括对考古学资料和文化遗产的解释。在经过考古学解读之前的考古资料和文化遗产只是一种自在的东西,人们并不能意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正是由于考古学家的参与,考古学资料和文化遗产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考古学的使命及其意义正是在这一转化中得以体现⑩。可见,“交流”与“解释”,既是公众考古学的基本理念,也是其进行社会实践的基本方法。公众考古学社会实践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交流”与“解释”而进行的。

  三、中国公众考古的基本模式分析现代考古学自19世纪20年代被引入中国后,发展迅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也同样忽视对现实生活的关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场更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和城市化浪潮在中国兴起,成为塑造中国考古学面貌的重要社会力量。考古学自此成为了解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状况的基本手段,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众考古在基础理论不完善的

  情况下也开始了自身的实践。特别是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考古学走出研究的象牙塔,惠及公众的条件逐渐成熟,“公众考古”成为近年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一)参观考古现场:公众考古的基本形式参观考古现场,可以让公众近距离地接触考古,了解考古工作的性质及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在2007年“文化遗产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向社会宣布“将开放有条件的考古发掘工地供公众参观”,但真正由考古人员在发掘仍在进行的时候主动策划、组织大型公众活动,将考古发掘的过程向群众开放,仍缺乏实践和经验。2008年5月7日至5月13日,“汶上南旺大运河保护暨公众考古学实践”如期开展,共有三个环节供公众参与:其一是在紧邻南旺分水龙王庙发掘工地的南侧空地上布置了十二块宣传展板,分为“大运河和南旺的故事”、“考古学家和考古学”和“保护我们的大运河”三个部分,并安排专人讲解,还大量发放与展板内容配套的宣传单页;其二是在保证不影响正常发掘并且不会对文物造成伤害的前提下,在隔梁上用竹竿、塑料绳等简单工具布置参观路线,让群众有组织地进入发掘工地参观,并请正在工作的考古人员现场讲解;第三是配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现场发放“汶上县文物线索联系卡”,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当地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工作。当地的青少年学生是这次活动的重点,先后联系、组织、接待了工地附近的南旺镇第一中学和南旺镇中心小学500多名师生参观、学习(11)。考古工地的这种有组织、有秩序的开放姿态,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其热烈程度让人惊讶和感动。十二块展板前总是聚着认真阅读的当地人,彼此间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不识字的就紧紧跟着讲解员听。由于活动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周边乡镇的人常结伴坐车赶来。汶上县第四高中30多名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利用周日休息时间自发从汶上县坐车来到南旺发掘工地参观,而且周边几个

  学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也作了调整,都与大运河保护有关。当地百姓对自己家乡历史和文化的热爱在这里被释放出来,历史知识、考古知识、遗产保护知识等等也在这样生动、鲜活、和谐的过程中从专业考古人手中转到了非专业的公众心里(12)。在中国考古学界,除了南旺公众考古实践外,各地不少考古机构以及大学考古专业都积极开展过向公众开放考古工地,让公众近距离接触出土文物和遗迹,同时让考古专家给公众现场讲解或开设普及讲座等不同形式的与公众互动活动。如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成都市考古研究所、重庆市考古研究所、河北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都先后成功举办过这类活动。(二)模拟考古:公众考古的拓展形式模拟考古就是在已完成科学发掘的遗址上,将文物复仿制品事先埋藏在地下,在专业考古人士的科学指导下,通过参与者的模拟发掘,再现考古场景的一种寓教于乐的活动。通过模拟考古这种互动性较强的项目,参与者可以自己动手模拟考古发掘,在参与中了解考古常识,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的技能和意识。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是一座建立在汉代王陵遗址上的博物馆,1982年12月对社会开放。北京大葆台西汉墓的发掘是北京地区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全国首次发现的西汉最高级的葬具体系,墓主是广阳王刘建。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率先在北京引进模拟考古的形式,利用遗址博物馆独有的研究和展示优势,向公众推出一系列模拟考古活动。“考古小奇兵”是系列活动之一。博物馆为了使这一活动达到逼真效果,完全按照田野考古学的方法设置考古探方和文化层,考古探方按照新石器、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六个时期布置文化层,并“埋藏”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包括青铜器、陶器、古钱币等。在模拟考古的过程中,所有深奥的考古学专业知识以及神秘的考古过程,都

  可以化作一种快乐的体验,体验者的文物保护意识同时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考古小奇兵”活动中,参与者只要发掘了一个时代的探方且得分在1000分以上者,就可以获得初级考古小奇兵的称号及证书;如果挖掘了三个不同时代的探方,且完成了附加问题,就可以获得中级考古小奇兵的称号及证书;如果完成了六个不同时代的探方,且完成了附加题,就可以获得高级考古小奇兵的称号和证书,获得高级证书者将有机会参加博物馆组织的各种实地考古活动。此外,闯关成功者不仅可以获得相应级别证书和奖品,还可以竞争“考古英雄榜”上的最佳排名,享有参加博物馆组织的其它参观活动的资格。除上述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外,近年来许多博物馆都开设了模拟考古项目,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和三门峡虢国博物馆等,深受广大青少年的欢迎。模拟考古活动的开展,达到了使更多的公众了解考古知识,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自觉地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的目的。(三)科普考古图书:沟通公众的桥梁科普性考古书籍是沟通考古学与公众的又一座桥梁。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精美的插图、扣人心弦的故事来吸引和打动读者,无形中起到了传播文化遗产知识、教育公众的目的。现在,面向一般读者甚至专门面向孩子的考古学刊物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发展领域。以美国为例,与考古知识普及有关的刊物将近十余种,除了著名的《国家地理》、《发现》以及《科学》等经常发表考古普及文章之外,还有几种专门的考古学普及型刊物,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发掘》(Dig)、《发现考古学》(DiscoveringArchaeology)和《美洲考古》(AmericanArchaeology)。它们在普及考古知识的大旗下分别锁定不同的读者群体,《发比如现》专门面向孩子,引导他们对考古学的兴趣和正确理解。我国近年来普及性的考古著作也开始增多,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但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系列、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编的《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而且吴汝康的《人类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李伯谦、徐天进的《考古探秘》以及《剑桥插图考古学史》、《100个考古大发现》、《考古人手记》等不少关于文明起源、人类起源、考古解密的书籍,一度成为热销书。但总体而言,我国科普性考古书籍离初具规模仍有相当距离。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普遍充斥着专业性极强的术语,学术争论围绕地层学与类型学展开,有时不同研究领域的考古学家之间的交流尚有困难,离普通公众当然更加遥远。所以,加强与公众的联系,不但要求文物工作者有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也是对考古学家学术水平的挑战:未经深入,也无法浅出(13)。我国每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绝大部分是抢救性发掘。考古单位按《田野操作规程》等规定要求发掘遗址、采集文物、记录数据、编写报告,这些材料的积累速度惊人,但相应的研究工作却令人失望。某些文物大省掘地三尺就有古迹,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既影响资料搜集的水准,更谈不上田野工作之后的综合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报告除了提供一份遗存的清单外,可能也不会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加强考古发掘的整理和研究,把堆积如山的考古资料转化为公众能理解的话语和其他学科可以利用的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普及性读物,应当成为考古工作一项任重道远的目标。(四)直播考古:公众考古的休闲形式考古直播是新闻与考古的联姻。考古学是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一般以漫长、冷僻、枯燥、严谨、神秘、理性的方式出现。新闻则以快捷、煽情、趣味、活泼、知识、感性的方式出现。考古学的东西一旦成为新闻,自然会淡化其生硬和冷僻的属性,保留其神秘、严谨的属性,增加其趣味、生动的属性。换言之,考古新闻不仅具有一般新闻的价值和特质,而且还有重温历史知识,传播考古常识,将科学研究世俗化,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因此,不仅受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喜欢,更受到知识阶层的欢迎,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但直播与考古也有矛盾和冲突。新闻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注重时效性,而

  考古工作则严谨细致,周期较长。有时出于文物安全等方面考虑,考古活动还应保持低调。考古学科的高度的专业性使得传媒的报道往往只能在“事后”跟进,在考古界取得自己的学科内的确认之后再进行报道,而无法变成直击式的报道。媒体“考古新闻”惯用的“散布—澄清—再散布—再澄清”之“操作模式”,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将使受众对新闻的客观和真实性原则产生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考古直播要想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就需要考古界和媒体的共同努力。首先,考古行业要加强对考古新闻的引导、规范,与媒体一起积极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具体做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主动挖掘考古新闻,全面呈现考古;协助提升考古新闻的准确性;以媒体中已经成熟的栏目为捷径展示考古成果,创新考古直播模式(14)。其次,媒体要规范对考古新闻的报道,从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着手。这包括:加强考古报道的科学性,遵循文物考古的自身规律;遵守新闻规律,力求客观、真实、准确、全面、公正;遵守文物保护法。作为在信息和传媒时代考古学大众化的产物,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出现与发展是学科和时代发展的必然。在中国公众考古的具体实践中,我们既要借鉴国际公众考古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又要参照中国考古学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相宜选择适当的模式,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实现考古学的大众化,使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建立文化遗产公众参与的机制,促进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健康发展。

  注释:①郭妍利:《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大众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②曹兵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试谈》,《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第5期。③顾伊、陈淳:《美国文化资源管理》,《文物世界》2001年第1期。④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⑤⑥⑨⑩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学》,《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⑦曹兵武:《考古学:追寻人类遗失的过去》,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⑧张士坤、王志华:《略论大众传媒与考古共享的互动关系》,《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11)(12)南旺考古队:《分享考古发掘过程,促进文化遗产保护——记“汶上南旺大运河保护暨公众考古学实践”活动》,《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11日。(13)陈淳:《当代考古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29页。(14)张士坤、王志华:《略论大众传媒与考古共享的互动关系》,《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

  来源:《浙江学刊》(杭州)2011年1期第43~48页

  

  

篇十六:媒体考古学是什么

 0601考古学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学科概况和发展趋势考古学是运用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手段,依据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对古代人类文化与社会进行研究的学科。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代实物遗存,在时间上涵盖人类社会产生直到近代以前的全部历史时期,在内容上包括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以实物形态遗留下来的客观存在。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欧。20世纪20年代,以河南渑池仰韶村、安阳殷墟等重要遗址的发现、发掘为标志,现代考古学正式在中国开展。1949年以前,中国考古学的主题是探寻中华文化的源头。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喧嚣中,以重要的考古发现论证了中华文化起源于本土,开辟了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新天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学逐渐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大量新鲜资料的出土,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学术热潮,成为推动中国史前时代和历史时期研究的有力引擎。在史前和夏商周三代考古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完成了各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80年代以后,则全面开启了对中国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中国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早期中华文明的特征等重大课题的探索。在历史时期考古方面,则一直以对各时期的都城、重要城市和墓葬的发掘和研究为核心,开展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和演变、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外古代文化交流等方

  面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在对自然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对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方面取得长足发展。目前,考古学已经成为综合运用各种先进科技手段和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多角度、多层面探讨古代人类社会发展并兼顾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交叉学科。中国考古学原创性的发现和原创性的研究,不断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果;展示、宣传和保护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精神源泉;使中国农业起源、多元一体国家的史前基础、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先秦社会结构和礼制、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演变、中外古代文化交流等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入开展并取得丰硕成果;论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使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逐渐清晰。第二部分博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1.基础知识结构和要求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同时也是一门通贯文理的交叉学科。目前仍然包含在考古学一级学科之下的文物保护方向很大程度上属于理工科,而文化遗产学和博物馆学则属于应用型的研究方向,与普通社会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考古学博士学位的基础知识的要求十分庞杂,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应当有不同的要求。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类基础知识,即通用工具型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1)通用工具性知识

  应当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已经获得的工具性知识包括外语(至少是一门外语)、计算机、数理统计、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知识。有所欠缺与薄弱的方面必须在博士学位在读期间加强学习。扎实地掌握通用工具性知识,是获取核心知识、占据学科前沿、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外语要求能够达到熟练交流的能力,能够阅读相关文献和写作专业论文。计算机要求能够运用计算机为专业服务,包括文献检索、专业制图、文字编辑、数据库应用等。数理统计要求掌握基本的数理统计的原理,熟练掌握基本的统计技能并能够运用基本的统计软件。地理信息系统要求熟练运用地理信息系统从事相关研究和资料的处理。(2)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考古学在本质上属于人文科学,属于史学范畴。当代人文科学特别是史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多来自于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广泛的交叉。考古学中有些研究方向如公众考古、遗址管理等与社会科学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考古学博士在读阶段需要掌握如下知识:A.考古学博士生应当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具备对前沿史学理论和方法、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批判性能力。应当具有世界史、中国史、中国哲学史、中国艺术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基础知识。B.中外考古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还应当在不同方向上对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史学的不同领域有相对更为精深的知识。例如,史前考古方向的博士生必须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有深入的了解,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乃至相关的民族志有深入的学习;商周考古方向的博士生必须对中国古代史有深入了解,对其中先秦史更要达到精深的程

  度,并具有阅读传统古籍、甲骨文和金文的能力;历史时期考古方向的博士生,必须对中国古代史有深入了解,对相关断代史的学习达到精深的程度,能够阅读传统古籍,具有阅读相关的石刻史料、简牍、帛书、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和版本校勘的能力。外国考古学方向的博士生应当深入了解世界古代史和与博士生特定研究方向相关区域、相关时段的区域史、国别史和断代史。特殊领域和方向的博士生还要求有阅读外国历史学中相关古籍和古文字的能力。C.文化遗产管理、公众考古方向的博士生还要求对相关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如法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基本的了解。对与研究方向有密切相关的学科的了解更要达到精深程度。(3)自然科学知识考古学还是一门与自然科学密切联系的交叉学科,所有考古学资料的采集和分析方法均来自这些自然科学学科,数理化、天地生、农医工无不有所涉及。因此,考古学博士生必须对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有所了解,对与所从事的研究方向最为相关的自然科学学科的理论应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并精准掌握其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A.考古学博士生特别是史前考古、某些专题考古方向的学生,必须具备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地学、生物学、环境学、医学、农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了解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拥有一定的相关研究技能。B.遗产保护、博物馆学博士生还要对各自相关的地质学、地貌学、环境学、景观设计、工程规划、美学设计等学科有深入了解,并具备相关研究的基本技能。

  C.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等博士生本科最好为理科专业,即要求曾经获得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地学、医学、农学等学科的专业训练。2.核心或专业知识体系考古学博士的专业知识体系是以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时代性、区域性的考古学通论为中心。包含在考古学一级学科之下的文物保护学、文化遗产学和博物馆学还另有专业知识。考古专业的核心知识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获取考古材料需要的知识;二是分析和认识考古材料所含信息需要的知识;三是研究考古材料揭示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这些知识领域均与上述基础知识各系统有密切联系,具体到本学科知识范畴则主要为:(1)获取考古材料需要的知识主要指田野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又分为田野调查和田野发掘,其中既包括相关的考古遗址堆积原理,又包括认识和揭示这些遗址堆积物的基本方法、技术及操作规程。其中包括了若干田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如水下考古、航空考古、实验考古、民族考古、考古测量、沉积物学、物探等。是考古学博士研究生必须掌握的核心知识范畴。(2)分析和认识考古材料的知识系统主要来自多种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如社会考古、认知考古、性别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美术考古、宗教考古、陶瓷考古、建筑考古、城市考古、海洋考古、农业考古、工业考古等。博士研究生必须具备这些分支学科的基础知识,并掌握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最新研究动态。

  (3)对于考古学问题进行研究所需要的知识系统来自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含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学、外国考古学、专门考古学等研究方向和专门考古学中的很多分支学科。博士研究生必须熟悉上述研究方向通论性知识,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必须有批判性的认识能力。必须精深掌握相关研究方向的分支学科,具备相关研究方向周边分支学科的基本知识。(4)在近年来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与展示研究逐渐增多,成为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有整合成为文化遗产学的趋势。因此,文化遗产管理、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学等方向的博士生除对上述三方面通论性知识的掌握外,还要对本分支学科的知识系统有深入的了解。二、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1.学术素养文化素质: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具有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科学素质:由考古学文理交叉的学科特色所决定,考古学研究不但必须具备科学研究的精神,还需要具有科学研究的头脑,科学的推理能力,以及对科学的敏感触觉。这其中树立科学理念是考古学博士学位申请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学术素质。专业素质:掌握历史学和考古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能够胜任考古实际工作,特别是能够独立承担田野考古工作。并进行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有基本的判断能力。了解基本的文物法律和法规,熟悉国家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基本管理系统和行政系统。

  2.学术道德政治与思想素质:品行端正、身心健康,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学术道德素质: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遵守国家有关的保密法律和规章制度。特别需要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一定的管理能力。专业学术道德:遵守考古和文物博物馆系统的法律法规。尊重其他考古科研单位、其他学者和其他考古、博物馆从业人员的科研、发掘、调查等劳动成果。遵守考古、博物馆专业相关的保密制度和纪律。三、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1.获取知识能力扎实掌握并熟练运用本学科博士学位要求掌握的通用工具性知识,融会贯通考古学博士学位应当掌握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系统掌握考古学的学科核心知识。了解中外考古学历史,了解当代中外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发展的最新趋势。了解本学科中外文的基本文献。具备阅读和使用考古报告的能力。及时翻阅考古学中文期刊,并尽量翻阅数种外文专业期刊(至少是SCI、SSCI、A&H考古学期刊),把握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动态。了解支撑这些学科前沿或学科生长点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了解考古学资料或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性,认识学科的优势和局限性。了解考古遗存的保存状况,掌握考古学资料的获得方法和技术。准确并娴熟使用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已经调查和发掘出土的考古实物资料。具备自己亲手获得并在某些方面深入开掘第一手考古资料及其相关信息的能力,如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相关遗物的采集、测试和分析。

  2.学术鉴别能力对于当代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有独立的评价能力,对于当代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伪问题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对于相关研究成果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之间的相关性具备评判能力,对于研究方法的合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具备评判能力。对于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具备基本的判断能力,对本方向考古报告和相关论述有能力写出有价值的书评。对于进行中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具备基本的判断能力。3.科学研究能力对于当代考古学学科的生长点具有敏感的、自觉的认识。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最好能提出具有前沿性的学术问题,或者至少能够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能够独立设计合理的研究技术路线,具备合理运用相关研究方法的能力。有独立获取解决上述问题的相关材料特别是其中实物材料的能力,包括独立的有针对性的调查和发掘遗址的能力,具备利用与自己研究内容相关的现代科技手段进行采集、测试、实验或至少具备对相关测试、实验结果进行评判的能力。对于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方向的博士候选人必须在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专门科学领域获得到足够的技能训练,在实验技术方面有足够的竞争力。能够设计和完成为解决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而需要进行的实验,并对所获得的结果进行批判性评价。同时还应该掌握与课题相关的实验技术,包括对这

  些技术的原理、实验中使用的必要仪器设备的构造原理,对实验中的质量控制有良好的理解,以利吸收新的实验技术。博士候选人在获取这些资料和数据中,以及在进行实验室从事相关的实验中,必须具备管理、组织、协调和自己动手能力。4.学术创新能力学术创新表现在提出新问题、获得新材料、采用新方法、运用新技术和获得新认识等诸多方面。博士研究生应当在上述几方面具备一定的开拓创新能力。5.学术交流能力具备书面、口头以及运用数字化媒体等视觉技术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能够文图并茂地在各种媒介、学术会议或墙报上介绍相关的学术项目和成果。熟练运用外语(至少一门),并能够在国际交流和学术会议上完整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并借此建立自己的学术交流网络。6.其他能力能够撰写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学以及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的研究方案或课题申请书,以获得研究所需要的基金资助。具备学术交流的协调和沟通能力。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1.选题与综述的要求考古学博士学位论文应当是考古学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学术水平应当具有前沿性和前瞻性,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因此,博士论文选题应当在考古学学科前沿的范围内选定。同时,论题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分量,以体现博士候选人在学科理论和方法上的素养、在论

  证和推理上的能力、对材料取舍的判断力以及论文谋篇布局的精细程度。论文论证必须逻辑严密,合理铺成材料。并在研究结论上有所创见,能够提出新的见解,从而推动考古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同时,论文在理论、方法上力求有所创新,能够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综合分析考古材料,研究古代社会。学位论文应当在充分查阅考古资料、各种相关文献和信息整理加工基础上,综述在研究选题领域的研究基础,特别是前人在该方面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针对选题做一个透彻的文献综述,详细说明此前研究的成果,也包括对该选题涉及的理论与方法的说明,在此基础上清楚交代选题的意义,以及该选题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2.规范性要求博士学位论文从准备材料到完成至少要有2-3年的时间。这样,保证博士生有足够的时间来搜集资料、酝酿、写作和修改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的字数原则上要求在5~10万字之间,一般不宜少于5万字,提倡用最为凝练的语言来表述创造性成果。论文写作必须规范,论文的章节划分、注释、参考书目格式应符合各学校学位管理部门的要求。考古学博士论文要求图文并茂,插图丰富而不冗余,制图符合规范并注明来源。同时,在能够利用表格铺陈材料的情况下尽量使用表格,以达到简明直观的效果。博士学位论文在引用他人成果时必须注明出处,严禁抄袭。

  3.成果创新性要求博士学位论文应当是原创性成果,需要有学术性的创新。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包括新材料,新方法,新技术、新视角、新结论等。优秀博士论文应当达到全面的创新。第三部分硕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1.基础知识结构和要求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同时也是一门通贯文理的交叉学科。目前包含在考古学一级学科之下的文物保护方向很大程度上属于理工科,而文化遗产学和博物馆学属于应用型研究方向,与普通社会科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考古学硕士学位在读期间,是基础专业知识的全面提升强化阶段,不同的研究方向所掌握的基础专业知识要求有所不同。总体来说,考古学学科知识可以分为三类基础知识,即通用工具型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1)通用工具性知识应当在本科期间已经获得的工具性知识包括外语(至少一门外语)、计算机、数理统计、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知识。上述方面的通用性知识必须在硕士学位在读期间得到加强学习。外语要求能够达到基本交流的能力,能够在专业工具书的帮助下阅读一般相关文献和写作专业论文摘要。计算机要求能够运用计算机初步进行专业服务,包括文献检索、专业制图、文字编辑、数据库应用等。数理统计要求了解统计原理并能够初步运用基本的统计软件。熟练掌握基本的统计技

  能并能够运用基本的统计软件。地理信息系统要求了解并初步掌握地理信息系统从事相关研究和资料的处理方式。(2)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考古学本质上属于人文科学,属于史学范畴。当代人文科学特别是史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多来自于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有广泛的交叉。考古学中有些研究方向如公众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等与社会科学更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考古学硕士在读阶段需要掌握如下知识:A.考古学硕士生应当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具备对前沿史学理论和方法、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一般性了解。应当具有世界史、中国史、中国哲学史、中国艺术史、中国文学史的基础知识。B.中外考古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还应当对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史学的不同领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例如,史前考古方向上的硕士生必须对史前史和古史传说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乃至相关的民族志有初步的学习;商周考古方向的硕士生必须对先秦史有深入了解,并有阅读传统古籍的能力和借助工具书查阅简单甲骨文、金文的能力;秦汉及以后时期考古方向的硕士生,必须对中国古代史有较深入了解,对相关断代史的学习达到熟悉的程度,能够阅读传统古籍,了解、阅读相关的石刻史料、简牍帛书、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基本内容和具备简单的版本校勘能力。外国考古学方向的硕士生应当深入了解世界古代史和与硕士生特定研究方向相关区域、相关时段的区域史、国别史和断代史。特殊领域和方向的硕士生要求有阅读外国历史学中相关古籍和古文字的能力。C.文化遗产管理、公众考古方向的硕士生还要求对相关

  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如法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基本的了解。对与研究方向有密切关联的学科的了解需达到精深程度。(3)自然科学知识考古学还是一门与自然科学密切联系的交叉学科。所有考古学资料的采集和分析方法均来自这些自然科学学科。因此,考古学硕士生应对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有基本的了解。不同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应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有所侧重。A.考古学硕士生特别是其中史前考古、某些专题考古方向的学生,必须具备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地学、生物学、环境学、医学、农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了解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初步拥有一定的相关研究技能。B.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学的硕士生还要对各自相关的地质学、地貌学、环境学、景观设计、工程规划、美学设计等学科有深入了解,并具备相关研究的基本技能。C.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等硕士生本科最好为理科专业,即要求曾经获得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地学、医学、农学等学科的专业训练。2.核心或专业知识体系考古学硕士的专业知识体系是以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时代性、区域性的考古学通论为中心。包含在考古学一级学科之下的文物保护学、文化遗产学和博物馆学还另有专业知识。考古专业的核心知识领域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获取考古材料需要的知识;二是分析和认识考古材料所含信息

  需要的知识;三是研究考古材料揭示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这些知识领域均与上述基础知识各系统有密切联系,具体到本学科知识范畴则主要为:(1)获取考古材料需要的知识主要指田野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又分为田野调查和田野发掘,其中既包括相关的考古遗址堆积原理,又包括认识和揭示这些遗址堆积物的基本方法、技术及操作规程。其中包括了若干田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如水下考古、航空考古、实验考古、民族考古学、考古测量学、沉积物学、物探等。上述内容,是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在读阶段必须初步掌握的核心知识范畴。(2)分析和认识考古材料的知识系统主要来自多种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如社会考古、认知考古、性别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美术考古、宗教考古、陶瓷考古、建筑考古、城市考古、海洋考古、农业考古、工业考古等。硕士研究生必须具备这些分支学科的基础知识,并掌握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最新研究动态。(3)对于考古学问题进行研究所需要的知识系统来自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含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学、外国考古学、专门考古学等研究方向和专门考古学中的很多分支学科。硕士研究生应该熟悉上述研究方向通论性知识,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必须有批判性的认识能力。对相关研究方向的分支学科必须有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对相关研究方向周边的分支学科应有所涉猎。(4)在近年来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与展示研究逐渐增多,成为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有整合成为文化遗产学的趋势。因此,文化遗产管理、文物保护

  和博物馆学等方向的硕士生除对上述三方面通论性知识的掌握外,还要对本分支学科的知识系统有深入的了解。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1.学术素养文化素质: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具有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科学素质:由考古学文理交叉的学科特色所决定,考古学研究不但必须具备科学研究的精神,还需要具有科学研究的头脑,科学的推理能力,以及对科学的敏感触觉。这其中树立科学理念是考古学硕士学位申请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学术素质。专业素质:掌握历史学和考古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能够胜任考古实际工作,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并进行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的初步研究,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有基本的判断能力。了解基本的文物法律和法规,熟悉国家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基本管理系统和行政系统。2.学术道德政治与思想素质:品行端正、身心健康,遵制守法、诚实守信。学术道德素质: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基本规范。特别需要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初步的管理能力。专业学术道德:遵守考古和文物博物馆系统的法律法规。尊重其他考古科研单位、其他学者和其他考古、博物馆从业人员的科研、发掘、调查等劳动成果。遵守考古、博物馆专业相关的保密制度和纪律。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扎实掌握并熟练运用本学科硕士学位要求掌握的通用工具性知识,融会贯通考古学硕士学位应当掌握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系统掌握考古学的学科核心知识。了解中外考古学历史,初步掌握当代中外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发展的最新趋势。了解本学科中外文的基本文献。掌握阅读考古报告和初步使用考古报告的能力。及时翻阅考古学中文期刊,对外文专业期刊(至少是SCI、SSCI、A&H考古学期刊)有所了解,了解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动态。了解支撑这些学科前沿或学科生长点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了解考古学资料或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性,认识学科的优势和局限性。了解考古遗存的保存状况,掌握考古学资料的获得方法和技术。有能力接近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已经调查和发掘出土的考古实物资料。初步具备自己亲手获得并在某些方面深入开掘第一手考古资料及其相关信息的能力,如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相关遗物的采集、测试和分析。2.科学研究能力能够撰写完成相关研究报告,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能够进行独立思考,以及初步具备对小型科研课题进行研究的能力。对于部分有余力的硕士研究生,应能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接触到自己的研究方向的核心研究问题。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在相关教师的指导下,能够设计合理的研究技术路线,具备合理运用相关研究方法的能力。有独立地分析和研究相关材料的能力,具备利用与自己研究内容相关的现代科技手段进行采集、测试、实验或至少具备对相关测试、实验结果进行评判的能力。

  对于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必须在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专门科学领域获得到足够的技能训练,在实验技术方面有一定的技能。能够在导师的指导下,设计和完成为解决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而需要进行的实验,并对所获得的结果进行分析。同时还应该掌握与课题相关的实验技术,包括对这些技术的原理、实验中使用的必要仪器设备的构造原理,对实验中的质量控制有良好的理解,以利吸收新的实验技术。硕士研究生在获取这些资料和数据中,以及在进行实验室从事相关的实验中,必须训练其获得相应的管理、组织、协调和自己动手能力。3.实践能力对于当代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有独立的评价能力,对于当代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伪问题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对于相关研究成果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方法的合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具备一定的评判能力。对于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具备基本的判断能力。对于进行中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具备初步的判断能力。4.学术交流能力具备书面、口头以及运用数字化媒体等视觉技术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能够文图并茂地在各种媒介、小型学术会议或交流活动,以及墙报上介绍相关的学术项目和成果。能够运用外语,初步掌握在国际交流和学术会议上完整获取他人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的能力。5.其他能力

  能够初步获得撰写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学以及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的研究方案或课题申请书的能力。具备学术交流的协调和沟通能力。学术创新表现在提出新问题、获得新材料、采用新方法、运用新技术和获得新认识等诸多方面。硕士研究生应当在上述几方面初步具备一定的开拓创新能力。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1.规范性要求考古学硕士学位论文应当是考古学相关领域的某一方面的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选题应当在考古学学科前沿的范围内选定。论题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分量,以体现硕士候选人在学科理论和方法上的素养、在论证和推理上的能力、对材料取舍的判断力以及论文谋篇布局的能力。论文论证必须逻辑严密,合理铺成材料。在研究结论上应能够提出部分新的见解。同时,论文在理论、方法上力求有所创新,尽可能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综合分析考古材料,研究古代社会。学位论文应当针对选题做一个透彻的文献综述,详细说明此前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前人在该方面的研究进展,也包括对该选题涉及的理论与方法的说明,在此基础上清楚交代选题的意义,以及该选题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硕士学位论文从准备材料到完成至少要有1-2年的时间。这样,保证硕士生有足够的时间来搜集资料、酝酿、写作和修改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的字数原则上要求在3~5万字之间,一般不宜少于3万字,提倡用最为凝练的语言来表述创造性成果。

  论文写作必须规范,论文的章节划分、注释、参考书目格式应符合各学校学位管理部门的要求。考古学硕士论文要求图文并茂,插图丰富而不冗余,制图符合规范并注明来源。同时,在能够利用表格铺陈材料的情况下尽量使用表格,以达到简明直观的效果。硕士学位论文在引用他人成果时必须注明出处,严禁抄袭。2.质量要求硕士学位论文应当是原创性成果,需要有学术性的创新。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包括新材料、新方法、新技术、新视角、新结论等。优秀硕士论文应当达到较为明显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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