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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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11篇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武汉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经验、问题及对策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第期街道(乡镇)党政正职领导干部进修班课题组【摘要】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11篇,供大家参考。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11篇

篇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武汉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经验、问题及对策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第期街道(乡镇)党政正职领导干部进修班课题组【摘要】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场域,理论与实践皆表明,加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共治",是推进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本文试图在梳理武汉市各街区近年来形成的有代表性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以及分析仍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提出若干政策建议.【期刊名称】《长江论坛》【年(卷),期】2017(000)001【总页数】5页(P31-35)【关键词】武汉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共治【作者】中共武汉市委党校第期街道(乡镇)党政正职领导干部进修班课题组【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67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场域。理论与实践皆表明，加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共治”，是推进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2015年11月，武汉市召开“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会议，集中出台了“1+10”系列文件，意在全面重构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试图在梳理武汉市各街区近年来形成的

　　有代表性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以及分析仍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一）有代表性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1、江汉区唐家墩街以夯实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基础为切入点的工作创新江汉区唐家墩街道推进的以夯实党组织的领导基础为切入点的基层治理实践，是武汉市近年来出现的最具代表性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之一。本着以街道为主体，推进辖区党组织领导属地化、社区服务实体化、共驻共建组织化（简称“一主三化”）的目标，该街道实行街道“大工委”制，设立街道综合党委，不断创新党组织设置，促使街道工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党在社会建设中的领导基础得到夯实。全街36家区域党建协调委员会成员单位，以共建项目为载体，充分发挥党组织先锋模范作用，整合优势资源服务辖区居民，积极支持社区建设。街道与辖区36个单位签订的147项共建项目全部得到落实，形成了“重视基层、服务基层、齐抓共管、互惠共赢”的良好局面。唐家墩街还致力于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强化社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截至目前，全街已注册登记的社区社会组织有18个，纳入街道备案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有55个，组建社区社会组织党支部36个。2、武昌区粮道街以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推进“三社”联动为特征的社区治理创新武汉市基层治理创新的另一典型案例来自武昌区粮道街。近年来，该街道通过主动与江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引进专业社工实施“协同善治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项目，在探索社区、社工和社区社会组织“三社”联动方面进行了成效显著的尝试。一是引进专业社工，培育社会组织。迄今，粮道街购买了共计8名专业社工（其中，来自江汉大学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5名，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3名），成立了社工服务站，以实施推进“协同善治”和“社区社会组织孵化”项目。二是制定“引智”计划，开展街校合作。例如，与华

　　中师范大学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合作，引入专业社工理念，培训社区工作者，做到外部引进与内部转化融合，提升了社区工作者能力。三是顺应创新要求，注重能力重塑。该街道对街道干部入“网格”能力和社区工作者能力制定了一套标准化、体系化的模型，重点在政治行政能力、基础知识、职业道德能力、方法技巧等四个方面对他们进行考核评估，以激励、督促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继续学习和提升工作能力。3、武昌区中南路街以推进老旧小区物业自治、构建协作共建平台为重心的创新实践此外，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自觉承担起“老旧小区和物业服务企业‘弃管’小区物业管理的主体责任”，以“管理全覆盖、服务零距离，推进老旧小区物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破旧立新，稳步推进，探索了一条老旧小区物业自治管理、有偿服务、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并精准把握不同社区的差异和特点，因地制宜地形成了四种切实可行的物业自治模式。这四种模式分别是：以梅苑社区为代表的“小区自治”模式；以涂家岭社区为代表的“院落自治”模式；以静安社区为代表的“楼栋自治”模式；以付家坡社区为代表的“零散自治”模式。在推进老旧小区物业自治的过程中，街道高度重视自治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着力构建自治组织、居民、社区、街道四方协作共建的高效运转平台。（二）仍然存在的问题尽管经过几年来的发展，武汉市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形成了上述成功经验，但总体来看，社会多元共治的格局还未成型，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包括：1、社区治理的行政化色彩过重受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存在着行政性负担过重、色彩过浓的问题。社区工作承担着过多的行政管理职能，很多工作都是在为政府服务，社区工作

　　人员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时间被行政性事务挤占。这既不利于基层社区的民生工作有效开展，也不利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特别是会对社区居民的自治行动形成“挤出效应”，即削弱社区居民的自治意愿和能力。2、社会组织发展和参与治理不充分从政府角度看，一些部门和领导同志认为社会组织做的是边缘或者补充性的工作，对社会组织发展前景和能力不看好，不敢放手向社会组织让渡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空间，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乏力。从民众层面看，对政府的依赖心理根深蒂固，遇到问题时总是试图寻求政府的帮助，很少考虑各类社会组织。此外，居民主动参与治理积极性有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权利不尽义务现象突出。从社会组织自身角度看，很多社会组织对自身的性质、地位、目标和价值诉求并不明确，仅凭兴趣爱好自娱自乐，以至于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普遍不高。3、社区工作者能力偏低社区工作人员是衔接政府与居民的纽带，是百姓最容易接触沟通的基层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是开展民生工作的重要人力资源，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可以有力的保证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合理有序的展开，其业务素质、道德素质的高低也直接影响着民生工作的成效。因此，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需要一批专业化程度高、综合素质强的社区工作人员。然而，目前武汉市各社区工作人员们的专业化程度普遍不高，工作队伍建设不能满足基层治理创新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社区工作人员整体年龄偏大、学历程度偏低、工作能力不足等。尽管一些基层组织已经意识到了社区工作人员队伍薄弱的问题，进而调整了人员结构，加强了人员培训，但当前基层社区工作队伍的建设水平总体来说还较低，与高度专业化的标准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一)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强化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公共行政和意识形态领域，党委、政府要做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利用好党委资源

　　和行政手段，充分发挥组织效能和行政效能，做好社会治理的公共服务和组织协调工作。一方面，各级党委要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组织领导，经常分析研判形势，科学制定政策，落实工作措施，把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管理、服务优势，切实提高党组织引领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发挥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着力提高基层社会治理中和公共服务能力；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建立健全惠及全体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二）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一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团体、自治组织管理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推动基层将工作重心转到社会治理和服务上来。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社会领域党的建设，扩大组织和工作双覆盖。加强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网格化管理中心等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基础平台作用。二是完善区域化党建工作联动机制。围绕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促进和谐的目标，建立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区域内各类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健全单位党建、行业党建与区域党建互联互补机制，建立资源整合型党建工作模式，使区域化党建工作成为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三是发挥党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探索党代表在闭会期间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的长效机制，建立党代表活动制度，强化党代表对重大决策的参与权、监督权、建议权和批评权。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党代表活动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如党代表列席党委重大会议、代表团(活动)、考察调研、联系党员群众、建言献策等制度。充分利用

　　网络平台，建立党代表网上工作室，受理党员群众意见建议。（三）培育社会组织助力社会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充分利用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服务功能，将一部分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项目，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来完成，采用“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服务供给模式，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社会治理结构，满足公众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一是优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运作机制。建立健全社区居民需求信息的收集和筛选机制；对于向社会购买的服务，要建立合理的定价规则；强化竞争机制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的作用要；探索制定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鼓励社会组织综合用好街道、社区的各类资源，开发具有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性质的社区公共服务性的项目。健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实施的情况要适时公开，接受专门监督和社会监督。二是加大政策定向扶持社会组织的力度。研究制定扶持培育社会组织的指导性政策，加大对枢纽型、支持型、行业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稳定类以及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按照社会需要、群众需求，重点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专业特长、公信力高、诚信度强的社会组织。三是加强对社会组织分类指导和扶持。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居民身边事、家门口之事为切入口，重点关注居民养老、各类矛盾调解、物业管理以及重点人群、重点区域服务等事务，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引导企业公益活动与区域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相结合，引导社会组织多元筹措社会资金，推动社会力量积极进入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四是推动社会组织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市、区人才工作规划要增设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内容；重点引进社会组织领军人物；制定基层社会组织和社工培育发

　　展专项计划，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将提升社会组织骨干人员的专业能力纳入职业培训总体安排。加大对优秀社会组织的宣传，营造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四）培育居民自治的意识与能力居民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实现居民自治，关键是要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为此，一是要强化宣传引导，让居民有自治的意识。例如，通过举办市民学校、发放宣传卡、建立QQ和微信群等形式，在居民中广泛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学习宣传；利用职能部门力量下沉等资源对有关政策精神进行解答和释疑，使居民群众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界限；此外，还可以通过召开居民代表大会、邻里见面会、物业恳谈会、小区业委会和自管小组会议，培养居民业主服务购买和维权意识。二是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居民有自治的能力。充分利用“四民工作法”等载体，引导居民深入分析形势，查找社区建设“短板”，鼓励和组织居民为社区建设治理献计献策，培养居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识，传授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三是强化民主管理，让居民有自治的空间。鼓励社区居民自治和自我管理，自主约定社区行为准则，实施民主管理。重点围绕院落、楼道、门栋、公共服务设施、小区公共环境维护、小区停车、宠物管理等制定“微公约”，激发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热情，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责任感。四是要以点带面，让居民有自治的标杆。按照典型引导、以点带面的思路，适时在社区召开自治管理现场会，组织各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代表到现场观摩，展示居民在社区自治管理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居民社区自治提供经验借鉴。（五）引导驻社区单位和企业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驻社区单位和企业因为拥有资源，所以往往能够弥补政府的许多功能不足。发挥好

　　驻社区单位和企业的作用，整合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找准合作项目。例如，可在每年年末或新年年初，组织驻区单位与社区签订“双向共驻共建服务协议书”，通过下达文明创建任务清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责任书等形式，规范辖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充分整合社区志愿服务资源，有效创设服务项目，丰富活动内容。如：以社区居民实际困难和需求为导向，以孤寡老人、残障人士等生活困难群体为重点，认领“微心愿”，开展扶贫、助学、助医、助残等“多对一”、“一对一”的活动；开展“亮身份、树形象”活动，通过在职党员亮身份、党员承诺公示牌等有效形式，发挥党员模范带头行动，为社区作贡献，给群众做表率。三是创新共治方式。通过辖区单位委派机关党委书记或者单位分管副职担任社区兼职委员，做到“大干部小职务，小职务大作为”，实现社区与辖区单位的良性互动。（六）全面推行“网格化”，整合横向纵向资源一是突出服务重点。以社区为单位，以网格为重点，以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将辖区内各类社会经济组织、门店划分为餐饮、医疗、维修、家政等类别，按照自愿原则，探索适合本社区特点的便民服务模式，为居民和服务类经济组织搭建纽带和桥梁。尤其要重视解决网格内困难家庭、残疾人家庭、帮教对象等特殊群体的生活困难。二是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网格化信息系统的整体设计，推进业务范围、工作规范和流程的标准化建设。广泛应用热线电话、手持终端、短信平台、互联网、视频探头等各种手段，拓展信息渠道，通过提升、改造、搭载、整合，最终形成成效显著的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综合信息系统。三是整合服务力量。根据不同网格对岗位职责、专业特长、年龄结构等要素的不同需求，对网格管理团队成员进行科学配置、优化组合，使每个团队均具备较全面且有针对性的管理服务能力。对于一些具备服务资源的企事业单位，可以通过提供补

　　贴或合作共建等方式，吸引它们参与到社区网格服务中来。四是推动部门联动。明确职能部门人员的网格职责及其工作标准，避免职能部门的网格人员消极对待网格事务，尤其要防止将网格事务无条件地再次推回到社区。可将各部门职责及其具体标准都列入数据库，在绩效考核中加入对部门联动协作情况的考核。（七）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度和经费保障就制度保障而言，一是要建立多元参与的社区协商议事制度。要建立市、区政府、街道、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居民小组、驻社区单位、社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社区户籍居民代表、社区非户籍代表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社区协商议事机制，深入推广汉阳品牌“社区对话”活动，进一步拓宽协商议事范围和渠道，努力实现“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二是建立和完善志愿者服务的激励机制。要探索志愿服务招募、技能培训、日常管理、“时间银行”、星级管理、嘉许回馈等工作制度。三是建立和完善“三社联动”（即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方联动）工作机制。要建立社会组织承接项目、社工团队执行项目、面向社区实施项目的“三社联动”机制，积极探索以购买服务为保障、项目化运作为纽带的社区治理新途径。四是建立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和承接服务项目的激励机制。要建立社会组织资助、补贴和奖励机制，重点扶持社区服务、公益慈善、社会福利、文娱、生态环境类社会组织。五是建立和完善持证上岗社工承接社区公益项目以及参与公益创投的激励机制。就经费保障而言，一是政府要增加想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的资金投入，并拓展购买服务范围。二是要建立和完善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及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扶持资金。三是建立扶持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和参与公益创投项目的专项基金。四是要建立志愿服务工作专项基金，努力实现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长久化。五是要建立“智

　　慧社区”建设资金，对社区网络设施建设，社区服务资源信息集成、数据整合维护等信息化网络建设给予资金扶持。

篇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三完善矛盾调处机制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人民调解网络建立由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作用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实四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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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社会治理的措施有哪些_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举措有什么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为了进一步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以下是我整理的资料，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创新社会治理的措施有哪些(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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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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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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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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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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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xx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一、充分认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意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实现了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党的xx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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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这些要求突出了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了社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牢固把握和高度自觉。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对社会建设内涵和要求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把握越来越准确、运用越来越科学，在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同时，经历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逐步深化过程。党的xx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xx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xx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党的xx大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的提出了城乡社区治理和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xx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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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党的xx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党的提出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和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把党的这些主张贯彻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就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协作、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党的xx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加;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等。这些部署安排，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继续坚持政府主导、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努力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取得成效。(一)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强化政府研判社会发展趋势、编制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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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法规和统筹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发挥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推进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完善社会治理考核机制和指标体系，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举措到位，履行已明确的社会治理职责，落实已出台的社会治理政策措施，完成已提出的社会治理目标任务。

　　(二)增强社会自我调节功能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依托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平等对话、相互协商、彼此谈判、规劝疏导，化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推进以行业规范、社会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保障群众利益等方面的作用，通过自律、他律、互律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三)深化居民自治深入贯彻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居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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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鼓励和支持居民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消费维权等工作，依法保证居民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积极适应新形势、顺应居民新期待，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丰富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内容和形式，让居民能够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三、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加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一)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也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机构。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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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二)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既培育发展不足又规范管理不够，需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外，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在这四类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上，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登记、备案、年检、监督、执法和组织第三方评估等职能，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相关部门负责财务税收、信贷融资、社会保障、查处违法违规活动、审计等管理。(三)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目前，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政社不分、管办一体、责任不清，需要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要厘清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行政机关将适合行业协会商会行使的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要除去行政色彩，真正回归民间。行业协会商会必须设立独立账号，资产不明晰的要限期完成划分。(四)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尊重我国风俗习惯。境外非政府组织可在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领域开展活动。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必须与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单位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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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形式进行，合作项目应由境内法人单位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同级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合作项目，不得附加政治、宗教或者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条件。

　　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要以大力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治本之策，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必须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及时化解和向好的方面转化。

　　(一)畅通诉求表达机制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新闻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依法按照政策及时妥善处理群众的合理诉求，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二)建立心理干预机制广泛宣传普及个人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规范发展个人心理服务专业机构，开展个人心理咨询、疏导、调节、治疗等服务。对因生活和工作等受到挫折而缺乏信仰、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个人给予更多关注，有针对性开展疏导、帮助、教育，使其重振生活信心、避免走向极端。加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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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流浪儿童、精神病人、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修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

　　(三)完善矛盾调处机制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人民调解网络，建立由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作用，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四)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关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五、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公共安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健全以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为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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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共安全体系，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一)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强化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对食品药品安全实施有效的统

　　一监管。落实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中的主体责任，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科学化水平，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实现从生产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程严格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多渠道投诉举报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依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救援水平。落实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评价制度，严格查处非法违法或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深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的专项治理，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提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三)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救灾工作原则，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完善救灾准备、应急救助、灾后救助、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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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相衔接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建立方便快捷的储备、调运、接收、发放、回收相衔接的救灾物资应急调度体系，健全以抢险、搜救、救护、救助、捐赠为基本内容的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坚持灾前预防与应急处置并重，推进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结合，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分工合作的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四)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以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为重点，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主导作用，创新特业管理、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巡逻管控等执法方式，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密防控和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基础作用，推进平安社区建设，组织治安积极分子、保安、志愿者、居民等力量开展群防群治，集民智于治安，化民力为警力，形成人人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局面，筑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根基。2019--11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开始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由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经济社会生活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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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市场化体制改革下，激发新的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需要据统计，在我国就业人数中，有78%的人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增加了效率与活力，同时，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机制随着计划体制的消退已逐渐解体，这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社会管理载体，即需要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社会阶层分化速度加快，大量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在社会管理领域涌现，因此，在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不断涌现情况下，如果不进行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管理，社会运行很容易出现失序状态。这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管理，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2.城市化进程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需要20xx年我国综合国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经济发展背后付出了工人下岗失业、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和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的沉重代价。改革开放以来，工人下岗失业成为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社会问题;劳资矛盾、劳动争议等问题也不断增多。近年来，我国矿难、跨桥等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对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也对我们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目前，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收入、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城市融入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需要我们加强和完善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特别是在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全国各地大量征地拆迁。但是，由于对失地农民和城市被拆迁居民的安置和补偿不到位，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的过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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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时有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也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和创新城市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3.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应对虚拟社会安全问题的需要中国已经进入到信息化社会，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工作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然而，网络带来的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如网瘾问题、网络语言暴力、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网络安全等等。网络民意表达、网络监督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对现实社会产生着重大影响，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这需要我们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4.开放型社会环境中，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多种文化交流交融，人们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的参政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维权意识、监督意识明显增强，但也出现了集体观念淡薄、公德意识弱化、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抬头等问题;人们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自信、包容、多元观念逐步树立，科学、民主、文明、公平、创新等理念日益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尺度，但也出现了盲目崇外、追求"西化"和所谓"普世价值"的思潮。总之，我国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的增强，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也使社会治理的难度明显加大。从"管理"到"治理"体现党执政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治理"(Governance)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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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他们认为，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

　　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例如企业管理和治理，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再如社会治理也是如此。罗茨(R.Rhodes)详细列举了治理的不同定义，认为: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行的组织体制;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作为国家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开支，提高效率，以最小的治理成本取得最大的社会公共效益。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治理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合作运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化解矛盾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管理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到现代的社会治理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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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的改革目标和方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部门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不能像从前计划体制中那样大包大揽。20xx年，党的xx大明确确定政府的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到20xx年时，中央已经正式提出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里已经突出了社会管理主体的多样化，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思想。党的提出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法治保障的强调，体现了社会管理不仅仅是行政性的管理，还要以法治作为基础性的保障，它拓展了社会管理的方式和手段。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力度的加大，xx届三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体制改革上也要加大力度，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种变化体现了党的执政理念的根本性变化。它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向市场放权，也要向社会放权;不仅要解放生产力，也要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从主体上来看，"治理"跟传统的"管理"不同。传统的管理主要是政府和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带有强制性，而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强调社会力量，比如社会组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既要发挥政府服务管理社会的作用，也要发挥社会组织、社区自治和公民参与的作用。

　　从方式上来看，传统的管理强调的是行政性，而社会治理除了强调行政，还强调法制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制度建设、社区自治管理。从方向上看，传统的管理只是单向式的、从上至下的管理，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的互动，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要与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沟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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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是双向的互动模式。从内容上看，社会治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还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从目标上来看，社会治理既要维护社会稳定，也要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思路与对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总体来讲，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xx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需要我们顺应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变化的新趋势，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党委领导下，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1.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政府的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过30多年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管得过多过死的状况已有较大改变，但仍存在"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当前，政府要把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一，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要由经济主体型和投资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单一的、不全面的发展观向科学的发展观转变，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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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衡量政府政绩向将公共服务水平置于重要位置的观念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我国政府基本上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央提出政府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然而由于惯性使然，有些地方和部门的政府职能还没有转到公共服务上来。针对这个问题，中央强调，各级政府抓经济发展，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不能包办企业投资决策，不能代替企业招商引资，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树立服务的理念。xx同志在20xx年省部级主要领导社会管理以及创新研讨班上讲道，社会管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xx在该研讨班结业式上也强调，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我们要正确看待管理和服务的关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现管理，如果我们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时时处处、切切实实关心群众生活，满足老百姓各种合理的需要，老百姓对我们的工作满意，这就实现了我们社会治理的目标。

　　第三，要科学定位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和社会组织都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体，但是，它们在社会管理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发挥不同的作用。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一是提供就业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二是提供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事业性服务;三是提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性基础服务;四是提供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对生产安全，企事业单位负有责任，政府也应强化安全服务体系建设和监管职责。而消费、食品和药品安全等都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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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责无旁贷。此外，政府还要动员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并对社会其他主体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第四，积极推进公共服务方式的创新。一是这种创新体现在公共服务对市场机制的利用，通过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市场机制来调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以期解决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经营不善、效益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二是公共服务方式的创新还体现调动社会力量改善公共服务，鼓励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满足社会成员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公共服务的结果大体相等、尊重社会成员是否享受公共服务的选择权。

　　2.建立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党的报告指出，"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从基层做好社会服务管理，实现基层的社会和谐稳定，是实现全社会稳定的基础"。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正在由一个无限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政府对社会成员的管理和服务有限，因此，社区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成为对居民进行社会整合与社会管理的新载体。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xx年3月16日颁布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加快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整合人口、劳动就业、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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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卫生计生、文化以及综治、维稳、信访等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加快社区信息化建设，构建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社区建设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健全社区服务体系。社区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市场服务、社会保障、社会互助和慈善事业的交织延伸，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市场提供的商业服务、社区民间中介组织提供的慈善公益服务，共同构成了社区服务的网络体系。在当前，特别要加强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组成的社区公益服务体系建设，来满足社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兴趣居民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

　　第二，社区建设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支持社区各种活动的开展。

　　第三，加强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获得更高质量的社区生活。同时，要在社区成员中确立共同的价值目标，使全体社区成员发扬参与精神和互助精神，增进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四，社区建设要培养大量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有需求的个人、家庭、群体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并运用专业知识，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3.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党的xx届三中全会指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第一，我们要解放思想，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在当前我国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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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组织有四项职能:服务社会、规范行为、表达诉求、社会监督。社会组织最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服务，满足社会成员的多种需要。

　　第二，加大培育社会组织的力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社会组织其业务和类型涉及方方面面，其活动方式也是复杂多样的，目前，要加快行业组织、公益类组织、服务类社会组织和城乡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政府在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过程中，将一些民生服务项目打包向社会组织招标，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有力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第四，社会组织要不断地去行政化，实现自身的独立性。当前，要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第五，加强社会组织的自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自身服务社会的能力和公信力。社会组织就是要靠提高自身的公信力赢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可，靠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提高知名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只有具备专业的服务水平，才能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4.完善社会治理的体制和机制第一，加强法治建设。法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社会治理中法治可以起到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作用。党的报告指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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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法治保障是健全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当前，为了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做到社会治理有法可依;需要增强司法的权威性，做到社会治理有法必依;需要规范执法行为，坚持执法的公平性，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需要加强全民法制教育，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在法治建设中，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

　　第二，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积极化解社会矛盾，才能巩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因此，需要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资源，建立"大调解"的工作格局，使群众问题能及时反映、矛盾能及时化解;同时，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和改革信访工作制度，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有效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第三，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公民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维权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最大化，没有公民参与和监督制定的政策存在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很可能导致公共利益的部门化、部门利益的私有化，出现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在当前，凡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不仅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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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乡贤参不现代乡村治理存在一定基础1传统观念和制度为乡贤治理提供了土壤中国古代有告老还乡卸甲归田的惯例和制度还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文化有才能的人饱读诗乢见多识广退休后自愿成为戒被公丼为乡村的管理者不乡亲一起实现乡村自治已是中华民族一项悠丽传统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乡贤与现代乡村治理和县县委党校马婷婷2014年7月，光明日报刊发的《新乡贤·新乡村》专栏，专门就浙江的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进行了连续报道。同年10月9日开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系列报道“走基层我眼中的乡贤”。2015年7月安徽省委领导作出了关于“大力挖掘和弘扬安徽乡贤文化，涵育文明之风”的重要批示，省文化厅将乡贤资源调研增列为今年的重点调研课题，并决定在全省范围（各市、县<区>所辖各镇)内开展乡贤文化资源调查。为何近年来乡贤这一群体及乡贤文化受到如此高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当前高速的城镇化带来了农村的空壳化、精英人才的流失，乡村中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现象早已成为常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亟需开辟一种新途径、寻找一个新群体参与其中。乡贤治理乡村社会作为一项优秀传统，不仅在古代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乡贤与新乡贤乡贤是指在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

　　民众所尊重的人，它还有一种名称叫“乡土精英”。乡贤的“乡”不是单指“乡村”而是有“本土”、“故乡”的意思。在我国古代社会治理中，县以下的区域是没有国家权力组织的，从县衙到底层民众之间存在巨大权力真空，主要依靠一些特殊的管理人员来填补。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是构成传统“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现在人们说的“乡贤”，已不再局限于道德和声望层面，而是扩展到了包括在经济、人文、社会、科技等领域取得非凡业绩的精英名流。央视节目“走基层我眼中的乡贤”，当中的主角有回乡培育乡村文化的赤脚教授，有担任村第一书记调解村民纠纷的退休司令员，有散尽钱财为农民找井打井的退休地质专家，还有自造农民电影的文化站站长。从这些先进人物身上，我们会发现“乡贤”在今天的概念较传统意义上有所变化。“新乡贤”主要指从乡村走出去的人才，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回乡后以他们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道德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当前，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致富能手等先进典型，正在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

　　二、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前提现代社会中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前提可分两方面来看，一是必要性，二是可能性。

　　（一）必要性：现代乡村治理模式面临的困境

　　1、“私”的观念抬头，“公”的问题涌现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县政绅治”、新中国成立初的“乡政权”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每家每户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来经营，不再是推行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主义。时间久了，“私”的观念逐渐抬头，公家的事情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去过问了。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村民中“私”的观念的出现，因为这种观念是人性与生俱来的,也恰恰因为存在这样的人性基础，一套文化或者制度才被发明出来去制约这种私心。在传统社会有儒家思想的教化，还伴有里甲制度这一类由国家指导的基层管理制度来辅助；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人民公社这样的集体主义建构；那么，现在的乡政村治模式下又将依靠什么样的文化或者制度来约束“私”的观念呢？不得不承认，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社会凝聚老百姓心气来参与公共事业的思想文化如宗法、族规、教化正在逐步衰落，这也是今天提倡乡贤治理的根本原因。2、村民自治组织的“附属行政化”表面上看，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下，农村有村两委治理，还有镇党委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但是这种村民自治真正能发挥的效力有多少值得反思。现阶段村两委的职能都呈现一种“附属行政化”的现象。由于乡镇机关官员承受着来自上

　　级的任务指标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镇党委政府只有通过各种手段控制村两委的组织建设、财权、事权才能完成上级的任务，因此村两委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应付来自镇一级的工作安排，导致无暇顾及村民自治工作。乡贤往往能对村民自治组织力量的不足形成有效补充。

　　（二）可能性：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存在一定基础1、传统观念和制度为乡贤治理提供了土壤中国古代有“告老还乡”、“卸甲归田”的惯例和制度，还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文化，有才能的人饱读诗书、见多识广，退休后自愿成为或被公举为乡村的管理者，与乡亲一起实现乡村自治，已是中华民族一项悠久传统。2、乡贤文化的草根性能够使乡民更加认可

　　乡贤是从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无论是人文背景还是日常生活都与普通农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具有草根性和亲民性，这也使得乡贤文化更容易为农民所理解、所信服。3、乡贤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内在联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其中也包含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终极追求，与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社

　　会层面的要求有重叠。四、乡贤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1、政治作用由于普通村民在政治活动中地位较低，他们总是通过“代表”或“代言人”来参与乡村政治生活，这些“代表”和“代言人”往往可以被吸纳到乡贤的群体中来。一方面他们代表党和政府传达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又代表农民的利益，作为村民的“庇护人”。有了他们的参与就相当于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缓冲了政府与民众直接冲突。当前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依靠村两委干部，还包括在群众中拥有较高声望并热心政治的村民。他们一般都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同时，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要广于普通村民，能够对村庄政治产生影响。这些人被称为“政治精英”。2、经济作用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许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批经济能人脱颖而出，不断推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带来，正在缩小城市和乡村的距离。现在的电子商务十分发达，很多农产品都进入了淘宝、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譬如在淘宝网上搜索一下“和县鸡笼山辣椒酱”立马出来上百个店铺在售，这就是“互联网+农产品”。而搭建互联网平台的人，往往就是那些眼界宽、思维活、资源广

　　的乡村精英们，他们穿行在乡村、城市和互联网之间，联结着乡村与整个世界，他们或自由、或有组织的经营生产，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他们除了自己带头致富，还积极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依靠私营企业家，成功的种粮大户、养殖大户、运输大户以及个体工商户等，这些人通常被称为“经济精英”。他们是农村致富的带头人，自然也成为后备村干部的重要人选。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身份重合的现象十分普遍。新一代乡贤大多具有经济能人与村干部的双重身份，这使得他们拥有的社会与经济资源能通过手中的政治资源得到更高效的运用，与此同时，也要警惕由于过分注重依靠“能人”发展经济而忽视对他们的监督与制约，防止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自治，乡贤变质为村霸的现象出现。3、社会文化作用在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乡贤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很多乡村，在乡贤的带领下修通了道路，建立了乡村文化活动室，提供了许多便民利民的公共服务。反之，通过这些活动又提高了乡贤的社会公信力，使得他们受到村民的普遍认可。因此，农村的一些矛盾纠纷如调解邻里矛盾、协调人际关系等，有了乡贤的参与也更容易解决。社会文化作用的发挥主要依靠一

　　些在村民心中德高望重，拥有一定思想文化基础，具备支持农村活动能力的人，他们被统称为“社会精英”。既然乡贤治理对于现代乡村治理的作用如此之大，如何保证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更值得思考。五、推动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有效保障

　　（一）制度保障：加快改变城乡二元体制，把乡贤留在农村乡贤这个群体和安土重迁、思想保守的传统农民相比较，更为开明，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更敢于挑战和尝试，因此在城镇化浪潮中，流向城市的往往是这些能人。但是，城镇化的推动只是造成农村人才流失的原因之一。多年来城乡二元体制的运行，才是加剧乡村“空心化”的关键。城乡二元体制带来了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就业机会等许多方面的不公平，使乡村有知识有文化有抱负的青壮年严重流失，新农村建设面临着巨大的人才危机。所以，确保乡贤有效地参与乡村治理首先要加快改变城乡二元体制，使更多青壮年劳动力，各种乡村能人愿意留在乡村，并创造条件为他们施展才华搭建平台。

　　（二）人才保障：深挖乡贤内涵，拓展乡贤主体多元化现在我们一说到乡贤更多的还是考虑到本村的精英，事实上乡贤的内涵远不止于此。现代社会环境下，人类的活动能力不断提高、交际范围不断扩大，曾经桎梏于家乡的

　　乡村精英们开始尝试外出闯荡，各地的乡贤们出现了频繁的交流融合，此时的乡贤文化也开始逐渐向更开放、更包容、更多元的方向发展。鉴于这样的时代特征，我们可以将乡贤内涵外延，分为“本土”、“外出”、“外来”三类乡村精英，动员鼓励本村精英，外出经商、从业的经济文化能人，外来生产经营管理人才等共同参与乡村社会的治理。

　　（三）组织保障：成立正式组织，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如今乡村治理的主体已经由村两委、村民二元主体转变为村两委、新型社会组织、村民多元主体。为进一步激活乡贤资源，打通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有效衔接，我们有必要探索成立一个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新型社会组织。浙江省德清县的乡贤参事会、广东省云浮市的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等做法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已经在全国被大力推广。个人认为，此类以乡贤为主体的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六、探索与思考——关于和县成立乡贤参事会的设想（一）可行性论证为论证在我县成立以乡贤为主体的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这一设想的可行性，笔者对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进行了一些调研和思考。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中国农民和自然村传承着几千年传统儒家文化、人情观念，为乡贤参

　　事会的运行和推广提供了最适合的主体和最适宜的社区。其二，当前农村普遍出现“空心化”，业已成为当前农村治理的重大难题。其三，目前，村民委员会“附属行政化”功能不断膨胀，且呈原子化分布的村民小组力量过于分散和单薄，无法形成合力。其四，农村助产兴学、忠孝仁义等传统文化观对于群众生产生活仍有重要影响，同时大批乡村精英尤其是外出精英怀有叶落归根、反哺家乡的强烈愿望。最后，我县现已拥有如叶连平、潘策香、江雪莲等一批“中国好人”、“安徽好人”等“准乡贤”资源，具备成立“乡贤库”的条件。基于以上四方面的考量，立足全局，着眼县情，笔者认为，我县成立乡贤参事会参与乡村治理具有可行性。而从我县目前的农村聚落形态来看，自然村数量多、分布广、规模大小不一。且自然村与行政村的区别，不只是规模的大小区别，根本区别在于行政村建立了村两委组织，相比自然村只是建立村民小组而言，更方便直接联系镇党委、政府及上级相关部门，培育和指导组织。此外，行政村范围内乡贤资源也比较充沛，可供甄选。因此，笔者建议，应以行政村为单位，成立“行政村”乡贤参事会，具体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二）工作思路设想1、加强领导，完善体系。

　　一是建立工作机构，成立了由县、镇两级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正副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统筹、协调、指导推进该项工作，形成健全的领导和工作体系；二是出台政策文件，指导工作开展，形成健全的政策体系；三是专项会议部署，提高从领导到工作人员对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2、试点先行，以点带面。以自然村为基础，行政村为单位，试点启动培育和发展行政村乡贤参事会。在镇党委、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在镇政府、县民政局的监督管理和村民委员会的业务指导下，统筹各自然村的老党员、老教师、老模范、老干部、复退军人、经济文化能人等乡贤资源，以及热心于本地经济社会建设事业的其他人士，严格甄选一定数量的人员吸纳到参事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理事会。同时，按照实践、总结、推广“三部曲”，以点带面，全面铺开。3、分类指导，突出特色。坚持“县牵头、镇落实、村协调、组配合”原则，组织有关部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对基础好的、一般的、较差的，采取不同方式和途径，按照低投入大效益的原则分类推进。注重培育各地不同类型、各有特色的参事会示范点。4、规范引导，健康发展。

　　（1）政策文件引导。相关部门在组织成立之前，要通过广泛座谈、深入调研出台专门方案，对参事会的机构性质、职责任务、组织架构做出明确规定。一要明确村乡贤参事会的性质宗旨，是以参与农村建设发展和公共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二要明确参事会的主要职责任务，是协助调解邻里纠纷、协助兴办公益事业、协助村民自治；三要明确参事会成员的产生方式及理事会的组织架构。（2）专题培训提高。以镇为单位，以党校作为培训主阵地，以党校教师授课、优秀参事会代表经验介绍相结合，采取集中培训、交流培训、远程培训等形式，对行政村乡贤参事会成员进行轮训，着力提升其履职素质和能力。同时，采取各种形式在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及时推广先进乡贤参事会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树立典型，带动后进。5、正面激励，激发活力。

　　（1）探索建立履职激励机制。对作出积极贡献的“优秀参事员”、“优秀理事长”给予适当奖励。推行杰出乡贤“挂职村官”、“镇长顾问”等制度，及时将杰出乡贤吸纳到党组织中来，支持有意愿的乡贤依法参与村两委选举。

　　（2）探索建立荣誉激励机制。在有条件的地方以编写村歌、撰写村史、设公德榜等形式，把乡贤参事公德载入地方志书史册。还可以通过电视台、电台、自媒体、报纸等

　　媒体在重大节日期间连续对乡贤事迹上进行大力度的滚动宣传报道，推行公益事业捐建“命名制”，吸引更多乡贤关注并参与治理乡村。

　　（3）探索建立评议监督机制。选取一批行政村乡贤参事会试点建立“优秀参事员”、“优秀理事长”等群众评议监督机制，每年定期组织群众开展评议。对评议分数不理想的参事员，由理事会给予提醒，增强履职动力、活力。

　　作者简介：马婷婷（1991——），女，安徽和县县委党校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社会学。

篇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创新社会治理的措施有哪些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为了进一步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以下是整理的资料，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创新社会治理的措施有哪些(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

　　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

　　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

　　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

　　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

　　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xx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一、充分认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意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实现了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党的xx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

　　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这些要求突出了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了社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牢固把握和高度自觉。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

　　念和主张党的xx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

　　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党的提出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和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把党的这些主张贯彻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就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协作、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党的xx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加;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等。这些部署安排，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继续坚持政府主导、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努力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取得成效。

　　(一)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强化政府研判社会发展趋势、编制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发挥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推进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完善社会治理考核机制和指标体系，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举措到位，履行已明确的社会治理职责，落实已出台的社会治理政策措施，完成已提出的社会治理目标任务。(二)增强社会自我调节功能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依托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平等对话、相互协商、彼此谈判、规劝疏导，化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推进以行业规范、社会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保障群众利益等方面的作用，通过自律、他律、互律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三)深化居民自治深入贯彻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

　　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居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鼓励和支持居民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消费维权等工作，依法保证居民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积极适应新形势、顺应居民新期待，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丰富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内容和形式，让居民能够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也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机构。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产不明晰的要限期完成划分。(四)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利于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尊重我国风俗习惯。境外非政府组织可在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领域开展活动。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必须与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单位以合作项目形式进行，合作项目应由境内法人单位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同级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合作项目，不得附加政治、宗教或者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条件。

　　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二)建立心理干预机制广泛宣传普及个人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规范发展个人心理服务专业机构，开展个人心理咨询、疏导、调节、治疗等服务。对因生活和工作等受到挫折而缺乏信仰、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个人给予更多关注，有针对性开展疏导、帮助、教育，使其重振生活信心、避免走向极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流浪儿童、精神病人、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修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三)完善矛盾调处机制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人民调解网络，建立由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作用，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四)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

　　益。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关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五、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公共安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健全以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安全体系，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一)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强化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对食品药品安全实施有效的统一监管。落实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中的主体责任，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科学化水平，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实现从生产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程严格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多渠道投诉举报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依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救援水平。落实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评价制度，严格查处非法违法或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深化煤矿、非煤矿

　　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的专项治理，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提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三)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救灾工作原则，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完善救灾准备、应急救助、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相衔接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建立方便快捷的储备、调运、接收、发放、回收相衔接的救灾物资应急调度体系，健全以抢险、搜救、救护、救助、捐赠为基本内容的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坚持灾前预防与应急处置并重，推进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结合，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分工合作的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四)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以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为重点，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主导作用，创新特业管理、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巡逻管控等执法方式，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密防控和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基础作用，推进平安社区建设，组织治安积极分子、保安、志愿者、居民等力量开展群防群治，集民智于治安，

　　化民力为警力，形成人人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局面，筑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根基。共2页，当前第1页12

篇五：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制定出台广东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的通过实行社区社会管理动社社会合展基层有社务社会工业大社会工服务导社会工作人才参与社治理女建业兼职队伍一支由法律顾调解员组成的专业兼职调解队伍一支由司法行政干部法官助理和社警的专业兼职法律服务队伍一支由心理咨询学者业社工的心理辅导队伍满足群众层次多样化专业服务需求构建社区党书记为带头人社区工和社会工社社会和志愿广泛的基层治理工队伍推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人才基础二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用1

　　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的应用及启示

　　作者：广东社会科学大学课题组来源：《求知》2021年第03期

　　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广东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优势，为打赢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在党建统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效，对国内其他地区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经验做法

　　1.坚持完善“一核多元”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一是扩大基层党建工作覆盖面。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探索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采取分类组建、区域组建、联合组建、独立组建、挂靠组建和行业组建等多种方式组建党组织，建立健全、完善四级党组织体系，实现基层党建工作的全覆盖，全面激活末梢基层党建。二是实行“扁平化”管理结构。着力打破行政隶属壁垒，在镇街实行“大工委制”，在村（居）社区实行“大党委制”，“有机联结辖区内单位、行业及新兴领域党组织，构建覆盖基层治理各领域的组织网络，构建沉底到边的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三是构建大网格综合治理网络。采用“小网格+大党建”治理理念，构建“小支部+大片区”的治理体系。四是构建大社会协调治理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主体作用作为社会治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在镇街社区的组织和引导下，积极调动村（居）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2.积极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治理体系。一是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重点是加强村（居）民议事协商平台建设，完善城乡社区议事协商机制，广泛开展城乡社区议事协商活动，充分激发村（居）民自治活力。目前，全省已建立城乡社区议事协商示范点3100多个，建立村民议事平台9900个。二是地方治理法治化经验得到推广。2014年广东开始在全省推广“一村（居）一法律顾问”。2020年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全面推广广东“一村（居）一法律顾问”经验。三是充分发掘德治资源开展基层社会治理。近年来，云浮、梅州、清远等地区充分挖掘“岭南文化”中“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蕴藏的治理内涵，发挥乡贤在亲缘、人缘、地缘方面的优势，发挥德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软实力。如广州强化党建引领，加强领导干部好家风建设，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志愿之城、广州街坊、红联共建等有效激活了城市治理的细胞。揭阳积极探索“村两委+乡贤”的治理模式，设立“村（社区）乡贤咨询委员会”。

　　3.善于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系统治理。一是运用“互联网+”开展治理。“互联网+”等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基层社会治理各个领域。东莞实施社会服务管理“智网工程”，有效整合资源，突出目标导向，着力压减公共安全风险，消除矛盾纠纷隐患，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中山借力“互联网+”和大数据，打造现代高效的行政服务大厅。二是运用大数据开展数字化治理。如珠海大横琴城市公共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启动建设全国首个企业级“物业城市大数据平台”，逐步实现城市信息资源数字化，对散落在城市生活中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形成企业级“城市中枢”。三是通过智能化让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全省各地广泛推广和应用“智慧社区”“智慧乡村”等智能化社会治理模式，促进社会治理全面提质换挡升级。如惠州市以解决基层真问题为导向，积极推进智慧政务、智慧环境、智慧城管、智慧消防建设。

　　4.努力探索社会治理专业化。一是培育规范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制定出台《广东省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通过实行社区社会组织分类管理、推动社区社会组织融合发展，激发基层活力，促进居民有序参与社区事务。二是发挥社会工作者专业优势。通过加大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力度、创新统筹服务模式，引导社会工作人才参与社区治理。如天河区天河南街建立了三支专业兼职队伍，一支由法律顾问、调解员组成的专业兼职调解队伍，一支由司法行政干部、法官助理和社区民警组成的专业兼职法律服务队伍，一支由心理咨询学者、专业社工组成的心理辅导队伍，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专业服务需求。三是构建以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为带头人、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广泛参与的城乡基层治理工作者队伍，推动夯实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人才基础。

　　二、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用

　　1.迅速建立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策体系。一是“一核多元”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迅速转化为联防联控、群防群策的组织体系。各地成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挂帅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成为全省各地抗疫的大脑和中枢。快速响应、高效运行的应急指挥体系和“省—市—区—街道—社区”五级联动响应机制迅速建立和運作。二是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体现。全省各级组织系统迅速扁平化并进入“战时状态”。各地把党旗插到一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非公企业党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以及基层党群服务中心迅速成为战“疫”核心力量。三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迅速调动。全省广大市民、企业、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在党委、政府的引导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通过各种形式支援抗疫，打造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民防线”。四是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下沉到基层，让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更敏感、更畅通，在疫情防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疫情防控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一是制度供给为战“疫”赋能。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及时通过《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为疫情防控提供法律支撑。司法部门全面梳理政府在疫情防控紧急状态中的法定职责和权限，确保相关重大决策措施于法有据。二是强力执法为战“疫”清障。各地卫生、环境执法部门出动执法人员检查各类重点单位（场所），确保环境卫生;城管部门出动执法人员，查处活禽交易，加强

　　滥杀、滥食野生动物执法，切断疫情传播链条;市场监管局检查防疫物资市场主体、药品医疗器械单位，防止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行为;公安系统查处涉疫治安和打击造谣、传谣案件，防止社会恐慌。三是高效司法为战“疫”护航。各地检察院法院迅速出台关于充分发挥检察、司法职能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3.社会治理智能化手段得到广泛应用。一是以政务服务网上办有效助力远程办公办事。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少出门、不聚集”是群众居家抗疫的刚性要求。全省各地推广运用网上办、掌上办、邮寄办、电话帮办等服务，及时推出疫情防控期间的便利化举措，推动政府部门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努力实现网上可办、无纸可办。二是创新运用大数据技术，以“健康码”畅通人流物流，运用微信群及时了解群众需求，建立口罩网上预约系统，利用快递送货上门。三是借助公安部门居住证管理系统、来粤人员服务管理部门等关于外来人口的信息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加快排查外省来粤人员、省内跨市流动人员，从更具前瞻性的角度遏制疫情蔓延和助力各地复工复产复学。

　　4.坚持以专业化开展疫情防控。全省各地全面组建“专兼结合”的村（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队，实行全天候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全省层面统一部署，按照“全面化覆盖、全民化动员、全天候防控”的“三全”原则，组建覆盖全省的专兼结合的村（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队，打造联防联控疫情防控“壁垒”。在人员构成上，主要有以下四类人员：一是县（区）、镇（街）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医务人员，三是村（社区）“两委”及有关工作人员，四是志愿服务人员。每个工作队须有警察和医护人员各一人。其中，村（社区）“两委”及有关工作人员为专职防控队员，其他人员为兼职防控队员，机关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实行“分包制”，按照地域相近的原则，每3—5个行政村（社区）配备一支兼职防控队伍。专业化的防治队伍在疫情防控中有效发挥了专业力量。

　　三、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启示

　　1.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方向，齐心协力画好基层社会治理“同心圆”。一是确保基层党组织建设全覆盖，推动基层党组织有机嵌入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让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有平台、有抓手，基层党建工作“不留白”。在现有两新组织党建、在职党员到居住地报到等工作基础上，探索创新工作机制，社区要结合实际组建网格党支部、小区党支部、楼宇党支部、商贸市场党支部等，积极发动辖区内党员、流动党员参与到社区疫情常态化防控中来。二是创新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完善以基层党组织为枢纽，各类组织力量有机耦合的组织体系，以党建“绣花针”穿起基层治理服务“千条线”，打通基层治理经脉。要学习借鉴北京石景山区坚持党建引领、压实四方责任的经验，健全党建引领下多方参与的共治机制，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三是整合条块，打造多层次、扁平化、融合式组织平台，由“街道为主”向“做实街道、多向延伸”提升，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控的积极性和活力。四是扭转干部提拔任用风气，注重提拔有专业背景的领导干部到相关部门工作，让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要在常态化治理中注重扭转各级党员干部作风，注重培养党员干部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非常时期能作为、敢作为、勇于作为。

　　2.坚持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一是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用“全周期管理”理念统筹谋划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时间、空间和层级再造，形成系统、协调、完备的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实现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二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积极推动社会治理领域的立法执法司法工作，在全民中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三是发挥智慧城市的赋能作用。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推广“5G+”的广泛应用，加快建设电子公共服务体系，利用“互联网+”创新构建服务群众机制，实现“点对点”“键对键”“屏对屏”的订单式精准服务与治理，率先建立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科技支撑手段。四是加强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三社联动机制，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和设施建设。进一步推动三社联动，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加快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

　　3.构建平战结合的转化机制，有效提升基层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一是把更多资源、管理和服务下沉到基层，推动党员干部、“两代表一委员”等资源力量下沉社区网格，建立完善战时状态社会组织动员机制和资源力量下沉机制，深挖基层社区疫情防控内生性力量，構建社区干预的平战结合的长效机制。二是建立实战化的日常演练的组织动员机制，坚持实战实效标准，通过日常培训、实战演练等，不断提升基层干部群众专业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同时，完善战时激励保障机制，鼓励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在危急时刻冲锋在前、担当作为。三是及时系统开展对社区干预在重大疫情中治理工作的经验总结和宣传教育，及时收集、梳理、分析和总结各市（县）社区工作开展的成效和先进经验，提前筹划编制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前瞻性的蓝皮书，为社区干预在重大疫情中的治理实践提供经验、样本和“模式”，积极构建平战结合的转化机制，夺取战“疫”长治久安的全面胜利。

　　4.加快社会治理手段信息化步伐，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一是加快电子政务和信息化建设。学习借鉴浙江数字化社会治理经验。疫情发生以来，浙江发挥数字技术创新优势，构建“一图一码一指数”，采用“大数据+网格化”方法实时监测分析疫情动态、跟踪排查高风险人员流向，有效提高了防控效果。二是开放共享数据，打通行政隶属藩篱，简化工作流程，优化程序，减轻基层社区工作的强度，让精力全部投入到防控工作上来，提高防控的精准性。三是依托互联网搭建社区服务网络开放平台，并借助社区电子屏幕和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做到实时信息共享与智能推送，将现代化信息技术融入社区干预防疫工作的各个环节，畅通信息沟通渠道，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快捷的智能化服务。四是通过网络更加便捷地解决社区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形成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社区治理与服务的新型转型社区管理形态。

　　5.坚持和完善网格化治理，不断提高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一是夯实网格基层力量。学习借鉴江苏南京市建立专职网格员“三岗十八级”薪酬待遇和网格学院专业培训体系的经验，做细做实网格员、志愿者日常培训、管理、激励等工作。建立众创平安机制，通过网格微信群、APP搭建群众参与的新平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参与度。二是针对城市社区，搭建街道办、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楼栋长五级社区管理服务链，进一步夯实社区网格化管理，建立责任捆绑机制，打造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和网格三级社会治理责任共同体。三是建立健全网格化规章制度，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建立重大公共安全隐患和重大不稳定因素上报机制和群众诉求案件日报、周报、月报台账机制，及时跟踪和处理各种信息，实时处处收集辖区公共卫生疫情信息处置预警。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标准化建设，健全完善精准考核评价办法，真正做到各项任务可操作、可量化、可评价，推动工作措施落地见效。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广东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治理体系（GD18XFX15）”的阶段性成果

　　课题组组长：唐志勇

　　课题组成员：陈卓珺陈能浩吴庆阳

　　责任编辑：朱健

篇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经验交流]某市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做法

　　近年来，XX市坚持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两个稳”一起抓、同推进、同落实，围绕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平安建设示范区、法治建设先导区和社会治理创新区的目标，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要务，认真履行维护社会稳定职责，创新理念思路，完善体制机制，以基层为重心，以问题为导向，突出创新关键词，在破解社会治理难题上探索走出具有XX特色的新路子，诸多工作走在全国全省前列，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寄递行业安全监管等经验在全国全省推广。

　　一、紧扣责任落实抓创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关键是要压实各级领导干部这个“龙头”和“关键少数”的责任，形成职责明确、奖惩严明、衔接配套、务实管用的责任体系。一是推动责任进经济社会总体布局。坚持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将综治和平安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与经济建设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并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评价考核内容，每年综治领导责任制考核评价结果记人领导干部综治实绩档案。二是推动责任进工作目标责任书。把落实综治、法治、信访三个创新社会治理领导责任制”情况作为履行岗位职责、评价工作绩效的“头条要求”，写进工作目标责任书，强化各级党委、政府“保一方稳定”的政治责任。责任书中既有体现上级部署的共性要求，又有差异化的“个性定制”，让综治、法治、信访责任更加具体化。责任书由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层层“双签”，以“一把手”的率先垂范推动综治责任有效落实。三是推动责任进考核评价体系。把全面依法治市作为“四个全面”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细化为综治、法治、信访等60多个结果性指标，做到月统计、季通报、半年一小考、每年一大考、年底得分自动生成，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评先评优、选拔任用、经济收入等切身利益挂钩。四是推动责任进党校培训课程。将“三个领导责任制”作为领导干部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党校主体班次的必训内容，通过广泛开展互动式、案例式、体验式教学，让各级领导干部对责任制人脑入心、形成共识。五是推动责任进挂钩联系清单。把党政同责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治建设、信访维稳、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事项，纳入市委常委挂钩联系县（市）区和富民强企奔小康“走帮服”工作清单，逐项推进落实。

　　二、紧扣难题破解抓创新。积极应对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的难题，努力寻求破题之策。一是“三台融合”破解特殊领域治安管理难。选择离老百姓最近、现实安全隐患多的寄递物流行业为突破口，打造手机APP平台十信息管理平台十视频监管平台“≡台融合”的寄递行业安全监管新模式，有效破解了实名寄递、开箱验视、X光机安检“三个100%”难以落实的困局。目前，全市309个邮政网

　　点、108家快递企业、200余个市县营业网点及1402个揽投点，都已安装了与公安系统联网的二代身份证读卡器和高清摄像头。二是“三所共建”破解基层治理力量整合难。总结推广由党委领导、综治牵头，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共同参与的“三所共建”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健全定期研判预测预警、重大事务会商会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涉法涉诉联合介入、合法权益联动保障等工作机制，实施关口前移、资源共享、人员联动、优势叠加，有效改变以往政法基层单位单一作战、部门合力不强、专业力量不足、管理手段不多的局面，在促进社会平安稳定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三是“三联共治”破解社会辅助资源汇聚难。探索建立社会保安联动联勤联防“三联”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保安在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中的重要辅助作用，承担治安巡防、民意收集、矛盾调处、防范宣传、重点帮扶、安保救助、信息报送等职责任务，推动保安服务业从单一的人力保安，发展为融入防、物防、技防等于一体的全方位保安服务体系。

　　三、紧扣分类治理抓创新。坚持从实际实效出发，通过措施贴靠一点，触角延伸一点，资源聚合一点，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更有成效。一是突出“精准化”，推进基层社区分类管理。新建住宅小区，将现代技防建设纳入开发建设总体规划；老旧小区，构建法治为纲、德治为魂、服务为本、自治为基的“四位一体”基层治理模式；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建立“难有所帮、求有所应”的新型邻里关系；外来人员集中居住区，着力打造集中住宿、集中管理、集中服务“三集中”模式。二是突出“精细化”，完善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分类实施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回归工程”，大力推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重点青少年群体成长护航、吸毒人员社区戒毒康复等“六大项目”，形成因人施策、条块结合、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网络。三是突出“专业化”，强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在做实做强大调解综合平台基础上，不断拓展医患、环保、交通事故、沿江沿海水域纠纷等专业调处机制，建立19大类176家专业调处机构，为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调处服务。如在XX家纺城建立了联合调处服务中心，下设涉外矛盾纠纷、电子商务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现代物流纠纷等四个专业调处中心，实现90%以上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四是突出“智能化”，加强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重点抓好“三个维度”的科技应用，“空中”着重抓技防升级改造，在全省率先全部通过县级“技防城”验收；“地面”着重抓智能安防小区建设，将“人脸识别智慧门禁”系统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掌上”着重抓移动办公服务，开发“XX政法”APP，打造“互联网十政法”平台，成为促进社会治理的“掌中宝”。

　　四、紧扣基层基础抓创新。始终把基层基础建设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

　　着力夯实社会治理这座“大厦”的根基。一是建好基础平台。推动各级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实效化运行，做强派出所，做实警务室，基层社会治理阵地不断夯实。目前，全市9个县（市）区全部建成3000平米以上的综治中心，镇级综治中心全部达到优秀级标准，村级中心规范化建成率100%。二是做实基层网格。在镇（街）以下建立以村（社区）书记为总网格长、村（社区）干部为片区网格长、村民小组长（楼栋长）为网格员的“=级网格化治理架构”，履行社情民意信息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社会治安巡防员、重点人员协管员、政策法规宣传员、群众事务代办员等职责，根据工作绩效由财政给予适当的工作性补贴。三是优化基本服务。在交通事故调处、出入境管理、户政、车辆上牌、消防及法律服务、风险防范等方面不断推出改革惠民举措，加强诉讼服务中心、检察为民中心、警务服务中心等服务平台建设，做优办证、立案、公证、法律援助等对外服务窗口，切实提高老百姓的满意度，让老百姓得实惠。

篇七：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城市基层治理特色亮点典型经验做法

　　近年来，*省*市紧扣新时代县域城市发展实际，紧紧抓住党建引领这个“牛鼻子”，积极探索县域城市基层治理新路径，建立了“一轴三联三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机制。一轴，即以市、街道、社区、居民小区四级联席会议为“轴心”的上下联通机制；三联，即以社区联建、小区联治、楼栋联管为切入点的“三个联合”区域联动机制；三进，即市级领导、市直部门、在职党员深入城市基层的“三方进入”协调助力机制。

　　通过将治理寓于服务之中，构建起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打通城市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为推动县域城市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保证。

　　建强“动力轴心”，强化各级党组织的核心纽带作用。长期以来，县级党w牵头谋划城市基层党建的意识不强，推动党建工作与城市基层治理融合不够，各级基层党组织对城市“大党建”概念理解不到位，习惯各转各的，没有形成协调联动的整体合力。

　　针对这一问题，*市坚持从整体上谋篇布局、统筹推进，建立了市、街道、社区、小区四级城市基层党建联席会议，进一步明确各级党组织抓城市党建和基层治理责任。

　　通过党组织这一核心，把互不隶属、互不关联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机组织起来，组成利益共同体，形成统一领导、分级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联动体系，真正形成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集成效应；通过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有效发挥了市级“指挥部”、街道“操盘手”、社区“主攻手”、小区“好抓手”作用，搭起以上带下、以下促上，一贯到底、强劲有力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动力主轴”。

　　同时，全面推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w”建设，广泛吸纳*余名各领域党组织负责人作为街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w”兼职委员。有了各级党组织的统筹领导，很多疑难问题不再裹足于因动体制、动权力、动资金、动利益而难以推动的各自为政障碍，陆续得到解决。

　　截至目前，*市社区以上层面联席会议已累计召开*余次，共商议解决党的建设、社区便民服务、老旧小区改造、道路维修等议题*余件。推行“三个联合”，完善多元一体化参与的协同融合体系。

　　随着县域城市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商圈市场等新兴领域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发挥其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的途径，是当下城市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近年来，*市主动突破体制壁垒限制、打破城市党建封闭运行模式，聚焦做好“拆墙、搭桥”文章，积极引导新

　　兴领域共同参与城市基层治理，构建起以社区联合共建为引领、小区联合共治为主体、楼栋联合共管为补充的“三个联合”多元一体化党建工作架构。

　　*市采取打造“共建共治共管协同体”、制定共建责任清单等形式，从组织架构上打开了社区和新兴领域联系沟通的渠道，既盘活了党建资源，又实现了信息共通、治理共推、服务共享，使得新兴领域党建的“外溢”效应得到充分释放和放大，形成了“党建引领、多元参与、融合发展”的基层治理新架构。

　　截至目前，全市共创设社区共建协同体、小区共治协同体以及楼栋共管协同体*个，累计为民办实事*余件。比如，针对一些群众“信访不信法”的现象，新兴街道碧海社区通过借助律师事务所资源，建立“*之家”人民调解工作站，将调解工作的触角延伸到了群众家门口，最大限度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做实“三方进入”，建立资源下沉式的上下联动机制。相较社区而言，县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集中、干部集中、人才集中、执政资源集中的特点和优势明显，在县域城市基层治理中上下资源分配、管理服务的“倒金字塔式”分布问题普遍存在。

　　为最大限度地推动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资源转化为社区的发展资源，打破街道社区与驻街区单位“联谊式”“走读式”共建状态，*市采取市级领导带头进、市直部门牵头进、在职党员普遍进的“三方进入”方式，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让各类资源向基层倾斜、在基层汇聚，让基层组织开展工作有资源、有帮手、有底气。

　　*市所有市级领导干部每季度至少要深入社区走访调研*次，达到高位推动工作落实、直插基层解决问题的目的，充分发挥了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机关党支部和小区党支部“共建共促”以及“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尽最大努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做到带着感情进、带着责任进、带着任务进。

　　创新“四单办结”，打造精细化服务的基层治理方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县域城市社区内部构成日趋复杂，社区承担的工作任务日益繁重，社区自身配备的工作力量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需求。只有将治理寓于服务之中，注重服务方式创新，才能推动县域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市将网格化管理作为加强县域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抓手，建立了社区党w、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红色网格”管理架构，选配了*多人的网格员队伍，明确网格员履行“五大员”，即“信息员、调解员、协管员、服务员、宣传员”的职能职责；

　　聚焦网格员职责，整合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物业服务人员等各方力量，融入相应网格，促进党建网格、综治网格、物业网格等多网融合，搭建起“统一指挥、重心下移、无缝覆盖、高效运转”的县域城市基层治理“一张网”；同时，为了破解基层“看得见管不了”，部门“管得了看不见”这一基层治理难题，在

　　网格化管理中实行以“网格分色提单、街社定责派单、部门高效办单、群众据效评单”为主要内容的“四单办结法”。

　　对于基层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市明确赋予社区、街道派单的权力。社区、街道只需根据问题轻重缓急程度对应黄、红两色填写“问题交办单”，交由相关职能部门解决即可。通过实行“四单办结”，搭建起“问题收集—分流交办—执行处置——双向反馈”的信息闭环处理网络，实现问题交办单、处置反馈单、工作评分单在网格、社区、街道、职能部门之间高效、有序流转，切实解决了城市基层治理横不到边、纵不到底、责任交叉的突出问题。

　　坚持“以人为本”，树牢走群众路线的共建共享理念。县区上承省市、下接乡镇、直接面对老百姓，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是县级党wzf开展工作的“晴雨表”。推动县域城市基层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

篇八：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精选2篇)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2篇

　　第1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一是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

　　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二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三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二）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

　　（三）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二、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一）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管理。目前，我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唯一性目标基本实现。要加快国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深入推进居民身份证换发、异地办理和指纹信息登记工作，建立户口和身份证

　　信息联网查询比对制度，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确保基础信息全面、准确。

　　（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推进守法诚信，既要加强教育，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守法诚信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实名制的落实。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抓紧推行手机号码、银行卡、网络实名制，消除网上网下各领域虚假身份。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信用、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强化对守信者的鼓励和对失信者的惩戒。坚持推行实名制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对用户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

　　（三）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社会心态体现社会文明程度，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现代社会，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绪潜滋暗长，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要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发展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和个人。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对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的，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要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援助，引导其依法理性处理问题，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三、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以突出治

　　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一）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创新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工程。要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在更高起点上统筹设计好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也为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别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脑力+信息”发展起来的智能产业，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智力水平，也为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提供了新平台。要坚持信息化牵引，积极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确保社会治安防控形成体系、充满活力。围绕整合资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标准体系、统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各类数据集成应用，发挥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

　　（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三）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基层基础建设既是根本性任务，也是紧迫性工作。要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服务管理资源向网格延伸，提高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水平。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领导机关拥有的信息资源更加集中，服务基层一线更有优势。领导机关要健全服务基层的情报综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机制，及时把高质量的预警情报和急需信息实时推送到基层一线。要牢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通过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务，

　　有效覆盖专业工作难以触及的领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难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我国国内风险因素也日益突出。我们要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一）增强风险意识

　　面对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全社会只有牢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风险。一是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全社会成员要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观念，提高共同防控风险的自觉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在各类风险高度集聚的今天，预警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首要环节。要根据风险形成规律，建立研判、预警、防范风险苗头、隐患先兆的机制，防止其累积扩散、突破临界状态。探索“人力+科技”“传统+现代”的风险预警模式，提高对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及时切断风险链。三是创新协调联动机制。维护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环节，只有紧密配合、有效互动，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与社会力量合作联动机制，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各种资源、力量、手段统筹起来，建设好维护公共安全的天罗地网。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高速铁路、城市轨道、油气管网、城市燃气、高层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点领域和煤矿、矿山、化工、烟花爆竹等重点企业，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带有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安全生产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提高防灾减灾和应急能力，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全民减灾防灾宣传，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发挥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功能，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增强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主动性、及时性、协调性。

　　（二）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制度。要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推动出台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全过程，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按照《国家安全法》规定，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要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今后，要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延伸到经济以外其他领域，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内容和程序，明确违反国家安全审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努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火墙”。

　　（四）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活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事关国家治乱兴衰。要把确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保持对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压态势，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群防群治，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国际合作，全方位构筑反恐怖安全屏障。

　　第2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一、充分认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意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实现了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这些要求突出了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了社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牢固把握和高度自觉。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对社会建设内涵和要求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把握越来越准确、运用越来越科学，在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同时，经历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逐步深化过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激发社会活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社区治理和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和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把党的这些主张贯彻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就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协作、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加；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等。这些部署安排，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继续坚持政府主导、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

　　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是全社会的共同行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努力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取得成效。

　　（一）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

　　强化政府研判社会发展趋势、编制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发挥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推进政社分开，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

　　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量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完善社会治理考核机制和指标体系，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举措到位，履行已明确的社会治理职责，落实已出台的社会治理政策措施，完成已提出的社会治理目标任务。

　　（二）增强社会自我调节功能

　　加强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依托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平等对话、相互协商、彼此谈判、规劝疏导，化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推进以行业规范、社会组织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为基本内容的社会规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规范在协调社会关系、约束社会行为、保障群众利益等方面的作用，通过自律、他律、互律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符合社会共同行为准则。

　　（三）深化居民自治

　　深入贯彻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治理实践，以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引导居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鼓励和支持居民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消费维权等工作，依法保证居民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积极适应新形势、

　　顺应居民新期待，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拓宽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丰富居民参加社会治理的内容和形式，让居民能够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三、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加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一）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

　　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也要逐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机构。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二）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既培育发展不足又规范管理不够，需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

　　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外，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在这四类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上，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登记、备案、年检、监督、执法和组织第三方评估等职能，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相关部门负责财务税收、信贷融资、社会保障、查处违法违规活动、审计等管理。

　　（三）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目前，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政社不分、管办一体、责任不清，需要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要厘清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行政机关将适合行业协会商会行使的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要除去行政色彩，真正回归民间。行业协会商会必须设立独立账号，资产不明晰的要限期完成划分。

　　（四）依法引导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尊重我国风俗习惯。境外非政府组织可在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领域开展活动。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活动，必须与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单位以合作项目形式进行，合作项目应由境内法人单位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同级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展合作项目，不得附加政治、宗教或者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条件。

　　四、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要以大力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治本之策，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同时，必须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

　　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及时化解和向好的方面转化。

　　（一）畅通诉求表达机制

　　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新闻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畅通和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依法按照政策及时妥善处理群众的合理诉求，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二）建立心理干预机制

　　广泛宣传普及个人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规范发展个人心理服务专业机构，开展个人心理咨询、疏导、调节、治疗等服务。对因生活和工作等受到挫折而缺乏信仰、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个人给予更多关注，有针对性开展疏导、帮助、教育，使其重振生活信心、避免走向极端。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专项社会关爱行动，对流浪儿童、精神病人、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人群进行专业心理疏导和矫治，帮助他们修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

　　（三）完善矛盾调处机制

　　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人民调解网络，建立由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的

　　作用，形成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

　　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关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五、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公共安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健全以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为基本内容的公共安全体系，是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

　　强化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对食品药品安全实施有效的统一监管。落实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中的主体责任，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科学化水平，建立食品药品质量追溯制度，实现从生产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程严格监管。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多渠道投诉举报和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依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服务，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支撑能力和应急救援水平。落实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实行重大隐患治理逐级挂牌督办和整改评价制度，严格查处非法违法或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深化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的专项治理，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提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三）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

　　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救灾工作原则，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完善救灾准备、应急救助、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相衔接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建立方便快捷的储备、调运、接收、发放、回收相衔接的救灾物资应急调度体系，健全以抢险、搜救、救护、救助、捐赠为基本内容的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坚持灾前预防与应急处置并重，推进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结合，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参与、分工合作的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四）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以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为重点，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主导作用，创新特业管理、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巡逻管控等执法方式，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密

　　防控和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基础作用，推进平安社区建设，组织治安积极分子、保安、志愿者、居民等力量开展群防群治，集民智于治安，化民力为警力，形成人人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局面，筑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根基。

篇九：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我们要借助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利契机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切实解决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化解基层社会矛盾

　　作者：任登华来源：《速读·上旬》2015年第03期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改革发展中的冲突日益凸显。基层社会矛盾呈现出面广量大、突发性强的趋势。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妥善化解基层社会各类矛盾，既是一个有着重要政策意蕴的实践难题，也是一个事关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课题，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严竣考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这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多维拓展，建立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

　　拓展群众诉求渠道，畅通民意表达机制，随时了解基层社情民意，这是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前提与基础。只有顺应好民心，疏通好民意，保护好民益，矛盾才不会激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要一味地“蓄洪”，而应提供“泄洪”渠道，让民众情绪公开有秩序地宣泄，有效减少或者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

　　如何畅通和完善民意表达机制呢？可以采取政务公开、民生热线、电视问政、网上信访、领导下访、主动走访、定期接访等方式，构建快捷高效的群众诉求表达通道，让广大群众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把怨气、矛盾在基层化解。浙江枫桥创造的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值得借鉴。我们要借助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利契机，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切实解决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二、公平公正，让发展红利更多惠及百姓

　　基层社会矛盾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基层政府在处理群众利益问题上，不能把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惠及百姓，引发群众的不满与反感，激化了基层社会矛盾。只有让人民群众从发展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有更多的获得感，才能赢得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才能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把改革发展红利更多惠及百姓，应注意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有序性。让不同的利益主体处于同一起跑线，不受户籍、性别、身份、资本占有状况等的影响。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活动中遵守同样的规则和政策，不存在特权与例外。公平公正历来是群众关注的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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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只有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进行，其结果的差异性才会被百姓接受，才信服政府治理。我们要完善竞争规则，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对不平等的利益加以有效遏制，使社会利益得到合理的分配。

　　三、舆论引导，妥善应对信息危机

　　资讯时代信息瞬息万变，社会舆论对公众情绪的影响越来越大。基层政府要认识到信息危机的危害性，认真研究处置信息危机的内在规律，积极构建信息危机预警机制。信息危机发生时，应尽快找出信息危机的源头，在短时间主动公开，及时将处理信息对外通报，寻求民众的理解和支持，避免在新媒体面前束手无策，被动应对。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通讯社。要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就必须提升与新媒体沟通的能力。准确把握新媒体受众特点，加强舆论引导，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努力把基层民众的情绪引入理智、理性、平和、建设性的轨道，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的斗志。基层政府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强大的传播功能，及时回应群众呼声，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与主动性，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传播力、影响力。

　　四、群策群力，发挥诸方面的优势

　　社会治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参与调和。当前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涉及面广，仅靠一个部门往往难以独立解决。基层政府要树立“互动协调”的理念，改变单向度的治理体制，坚持社会联动。通过与民众、社会团体、自治组织之间的互动协商，达成社会治理的共识。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借助教育、协商、疏导等途径，实现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多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

　　基层政府要根据不同矛盾类型的特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的调处，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通过有效运用社会资源联动协调化解矛盾，提高解决问题的实效性，增强处理结果的公正性，预防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的发生，维护地方的和谐与稳定。

　　五、创新管理，依法治理以备不虞

　　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无矛盾、无纠纷的社会，而是存在矛盾纠纷能妥善解决的社会。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可靠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地方政府解决基层社会问题时，应创新管理机制，运用法治思维，把解决基层社会矛盾的手段和方式纳入法治化轨道，以备不虞。

　　基层政府要注重以下几个机制的建立健全：社会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机制。社会矛盾发生、发展的初期是隐蔽的，随着矛盾的激化，往往会突然爆发。基层政府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定期开展舆情收集和分析，及时发现矛盾。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发现矛盾，要果断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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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矛盾控制在源头、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弱化社会矛盾的破坏程度。突发公共事件的预警机制。要增强应对危机的能力，做好预警预案，只有未雨绸缪，见微知著，才能应对有策。评估和问责制机制。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为以后更好地化解基层矛盾提供借鉴。官员问责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更是提高政府执政能力，打造阳光政府的有效策略。对相关责任官员要严格责任追究，依法处置，提高公权力的威信。我们要把法治精神贯穿于化解社会矛盾的全过程，以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政府行为的基本准则，切实维护地方社会安定。

　　基层政府只有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有效控制社会运行风险，妥善化解社会矛盾，才能构建民主法治、安定有序、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篇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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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治理创新经验典型做法

　　“微组织”筑核心提升党建凝聚力党的工作延伸至“神经末梢”，就能够筑牢党的基层战斗堡垒。该市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位，综合考虑村落面积、布局、人口、生产关系、地缘血缘、党组织和党员等因素，按照就近就便原则划分网格，*~*户农牧户配备*名网格员，在全市*个*村划分网格*个，推动党的领导融入网格单元，实现党建引领和联系服务农牧民全覆盖。同时，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将群众信得过、有威望的农村党员、村民代表、种养大户等农村牧区先进力量团结组织起来，积极组建村民理事会等议事协调机构，成立党员先锋队、青年志愿者协会、巾帼服务队等服务组织，对组内公益事业、财务支出等事项协商，农牧民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有效提升。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发动，引导农村牧区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农牧民群众用身边人管好身边事，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全市*个村民理事会、*支志愿服务队，*万余名党员群众共同参与到乡村治理全过程，进一步凝聚起共治共建共享合力。“微教育”树新风提升基层治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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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风正则民风正，民风正则政风清。”该市聚焦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聚力运用好教育引导这个好办法，致力培育有新面貌、新思想、新作为的新时代农牧民，大力开展农牧民素质提升行动，整合党校、农牧、科技、司法等部门师资力量，经常性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和民族理论、种养技术、法律法规、传统文化等宣讲。

　　各基层党组织依托“北疆先锋大讲堂”、“党建直通车”、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流动党校等平台载体，定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策法规、家教家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各类文体活动，引导农牧民讲文明树新风。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等活动，组织发动*党员、群众积极参与植树造林、环境整治、扶贫济困等公益活动，引导农牧民讲风格比奉献。

　　大力开展文明家庭、道德模范、干净人家、精巴媳妇、致富能手等评选活动，引导农牧民比作为、争先进，举办各类文化宣讲活动*场次，评选出道德模范*人、“干净人家”*户、“精巴媳妇”*名。

　　*区组建“村支部书记政策宣讲团”，用身边人教育人、用“土白话”讲政策；*县以村组网格为单位建立微信群，推送政策信息*条，回应群众诉求*余件；*旗先锋镇利用“板凳讲习所”“党群连心站”等阵地开展培训教育和交流讨论，让党员和群众坐得住、听得懂……各地立足地域实际和农牧民群众受众特点，采取贴近基层、贴合实际、鲜活生动的方式方法，在“唠家常、讲故事”中让农牧民群众学到理论、学懂政策，让讲文明、懂规矩、树新风在农村牧区蔚然成风。

　　“微服务”聚民心提升群众服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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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要提高基层党建工作能力，就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作用，把党建重点转到服务民生、服务群众上来，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

　　该市突出村民小组服务能力建设，依托“网格化”管理推动“精细化”服务，按照“划片定责”的原则，将村民小组每*~*户划分为一个网格，村民小组长兼任网格长，党员或村民代表兼任网格员，协助村民小组理事会开展工作。*村民小组党小组组织网格员做好与区域内党员、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入党积极分子、乡贤能人等联络对接，及时收集和反馈群众意见建议。

　　同时，发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群众组建党员先锋服务队、巾帼服务队、青年志愿服务队等各类志愿服务队，广泛开展环境整治、便民代办等志愿服务，全市*万名网格员共帮助农牧民解决矛盾纠纷*起，代办各类服务事项*万件，以“微服务”满足群众“微需求”，提升群众“满意度”，促进社会“大和谐”，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中办”，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服务。

　　“微管理”强自治提升村民自治力

　　乡村振兴重在治理有效。该市通过健全完善村规民约，推行诚信村民积分管理、道德评议激励、诚信“红黑榜”等措施，规范村民日常行为。对诚信缺失、屡教不改的*村民，列入诚信“黑名单”，在项目争取、政策扶持、临时救助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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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予以限制，促使*村民遵规守约。*区八一乡八一村把村规民约和每家每户全家福印到挂历上，对评比出来的美丽庭院、精巴媳妇等优秀村民，每户制作发放一张作为奖励，让村规民约不仅仅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更重要的是走进农民家中，印到村民心上，达到随“约”而入、润“民”无声的好效果。

　　通过以“微管理”切入，健全网格员联户结对、巡查走访等制度，做到“提户知人、提人知事、提事知情”，确保各类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通过加强日常管理，完善基层自治制度，提升群众自治能力，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微监督”严纪律提升工作执行力

　　抓基层强治理，必须把严的纪律、严的规矩挺在前头、落到实处。该市全面落实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制度，将村务监督委员会职能向村民小组延伸，发挥网格员村务监督作用，对征地拆迁、集体资金管理使用等重大事项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及时向群众反馈公布有关情况、回应群众关切，落实群众知情权、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

　　通过在农村牧区推行“五微”模式，立足网格化，强化“微治理”，构建起基层治理闭合链条，推动服务下沉到底、工作量化到岗、责任明确到人，有效促进党建和自治有机融合，打通了基层自治“最后一公里”，形成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治理格局，确保党的政策方针在基层落地生根。

篇十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经验做法

　　协同式联动，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效。对照区、市党委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文件，制定《关于健全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市委组织部牵头任务清单》，列出*个方面、*项任务、*条措施。组织召开市域社会治理市委组织部牵头任务部署推进会，对各县（区）、市直有关部门任务进行再明确，确保每个责任单位把责任扛起来。

　　针对各领域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突出问题，分别*农村党建“六查六整”行动、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四规范四提升”计划等多项规范性文件和配套制度，并把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纳入全市党建效能目标考核，有效推动任务落实。

　　开放式选才，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速。针对基层干部队伍力量薄弱、治理能力不强等问题，统筹全市干部力量，着力培养基层治理的“能手”。集中力量抓村级班子建设，选配村干部*名，所有村“两委”班子全部配齐。

　　公开招聘社区专职网格员*名，从机关党员干部、社区党员志愿者中选聘楼栋（单元）长*余名，构建“三员两长”基层治理队伍，实现有事找组织，服务有专人。向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择优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名，创建了天元锰业“红色港湾”、江南好“党建联盟”等党建引领企业治理品牌。

　　项目化推进，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深入实施基层党建“六项行动”，按照“抓基本、强功能、创特色、立标杆”的思路，启动实施基层党建“示范+

　　提升+治弱”项目，每个乡镇创建*个县级党建示范点、每个县（区）创建*个市级党建示范点，预计*年底全市四星级以上基层党组织占比达到*%以上，零星级基层党组织占比下降到*%以下。

　　推进党群服务中心规范化项目建设，全市*个村、*个社区阵地面积全部达标；县级以上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群活动服务中心达到*家，全覆盖*家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家非公企业、*个社会组织，实现了服务阵地功能配套齐备、服务事项到位、管理制度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