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9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Researchonmattersofruralsocialorganizationsunderbackgroundofruralr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Researchonmattersofruralsocialorganizationsunderbackgroundof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作者：郝振荣[1]
作者机构：[1]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出版物刊名：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
页码：62-65页
年卷期：2019年第3期
主题词：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社会组织;农民群体;农村基层政权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村社会组织既是政府和农民共同为乡村振兴而奋斗的重要调节器,又是农民之间共同为乡村振兴而奋斗的重要力量,还是我国农民群体能够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由于我国农村此前更加专注经济建设、农民传统思想观念对建立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不高和农村行政职能过度扩张而导致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空间受限等原因,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因此支持和鼓励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民参与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深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为其提供发展空间是目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
篇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现状调查报告乡村振兴现状调查报告（精选5篇）在某一情况或事件需要弄清楚时，我们有必要仔细地调查清楚，并且最后的结果会记录在调查报告
中。那么什么样的调查报告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乡村振兴现状调查报告（精选5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20xx年3月28日至4月18日，对石堆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四个城市”建设进行了调查研究，形成如下调研报告。
石堆镇位于安丘市东部，面积67平方公里，辖47个行政村，1.06万户，人口3.9万，耕地面积6.4万亩。今年以来，石堆镇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着力点，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以开展“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创建活动为主线，加快推进“四个城市”建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突破。
一、基本情况（一）全面摸排，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摸清每个村底数，包括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村规民约制定、在外能人、矛盾纠纷、村霸村痞等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研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四个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二）突出重点，开展“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创建活动。一是产业兴旺方面。开展“带富增收富民”活动。1、培育一项致富产业。各村结合实际，突出特色，确定一项或多村确定一项能够有带动性的增收产业项目，增加群众收入。2、培训一套致富技能。通过外出参观学习、举办种养业、务工知识等培训班，确保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培训达到90%以上，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的新型农民。各村帮助留守人员联系工艺品加工、农产品粗加工等项目，最大可能的增加家庭收入。3、探索一条融资渠道。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扶持，金融信贷单位，对有意向发展项目缺少资金的家庭，特别是返乡农民工、复退军人、回乡创业大学生创办项目，帮助落实贷款方案，最大限度的提供金融服务。二是生态宜居方面。开展“乡村环境整治”活动。1、全面开展农村环境和卫生整治，通过落实门前三包，完善村规民约，加强宣传教育等手段，引导村民树立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和爱护环境的意识，确保村庄环境卫生长期清洁。坚持“应绿尽绿，能绿则绿”，对村内主要街道进行绿化、亮化，房前用竹篱、围栏围起，房前屋后规范栽种瓜果、绿化小品，全村形成“植物自然，乡土浓郁”的景观。2、加快美丽村庄建设，全镇打造西莲池、前留晃、阿洛、西河洼、董家下坡、马家亭子、梯门、娄戈8个示范村。3、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镇驻地村、社区中心村利用好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引导农村居民向镇区、社区集中居住。三是乡风文明方面。开展“倡树新风正气”活动。1、开展先进典型评选活动，每月确定一个评选主题，在“阳光议事日”活动中开展“移风易俗标兵”“石堆好青年”“种养殖能手”等先进典型评选活动，利用电视、报纸、微信等形式，对先进典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激发全镇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热情和积极性。目前已评选巾帼标兵117名、移风易俗标兵121名、石堆好青年92名。
2、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增强群众简办婚丧嫁娶事宜、远离不良习俗的自觉性。
3、开展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开展广场舞大赛、消夏晚会、农民趣味运动会、书画展等系列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4、每村打造1条文化长廊，重点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法规等多方面知识，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引导观念，让大家感受到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风尚。
四是治理有效方面。1、开展“街头巷尾平安”活动。每村配备1名警务助理，每村建立一支治安巡逻队伍，警务助理牵头开展治安巡防，信息收集、矛盾化解工作。每村建成一套“天网”监视系统，连接派出所治安监控平台。每村组建一个警民微信交流的群，提供警务服务、典型案件和安全防范等信息，随时随地与群众进行互动、交流。2、开展“全民参与调解”活动。每社区聘请1名法律顾问，在阳光议事日组织法律咨询和宣传，让法律咨询服务形成常态化。各村成立调解委员会，由支部书记任主任，由有威望的老党员、老干部、优秀村民和评选出的先进典型组成，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力求“小事不出村”。每村建立一处“听证室”，对家长里短、邻里争吵等简单矛盾纠纷实行村级听证。五是开展“干部能力提升”活动，强化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保障。制定了《农村干部规范化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村干部工作职责，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每月召开一次“阳光议事”会议，组织学习农业技术、法律常识、健康保健等知识，充实阳光议事内容，增加阳光议事日的吸引力。要求村“两委”班子成员，每人确定一个净增收不低于3万元的致富项目。发展村庄集体经济，在盘活资源、招商引资、土地流转上下功夫，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子，确保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不低于5万元。（三）打造示范点，进行典型带动。重点打造步云岭休闲生态园、莲池高效农业示范园、亭子高效农业示范园、沃奇文冠果主题公园四个示范点。其中，步云岭休闲生态园，规划面积3500亩，已建成1500多亩，是集观光旅游、户外运动、休闲采摘、餐饮娱乐、农事体验、延伸加工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休闲旅游综合体。目前，已发展阡陌人间、步云山庄、云岭人家、环秀山庄等11家休闲农庄和1处步云赛鸽文化交流中心。通过园区的示范带动，发展大樱桃、草莓、蔬菜等高效种植大棚80个，发展西瓜、大桃、黄金梨等1500亩。莲池高效农业示范园，规划面积2200亩，已建成1100亩，已发展百汇紫苏庄园、东顺蒜黄种植基地、华仔蔬菜种植基地、田硕洋葱种植基地、孟戈有机蔬菜合作社种植基地等5家。亭子高效农业示范园，占地150亩，已建成高效种植大棚45个。沃奇文冠果主题公园，占地面积358亩，以生产生活生态、健康文化旅游为主题，建设木本粮油博物馆、文冠果加工和旅游综合体、文冠果健康体验展示中心，打造文冠果种植、选育、高产示范、集散、加工、营销一体化的全国木本粮油谷。目前，已经栽植文冠果210亩。全部建成后，带动就业人数300余人，年可实现利润2900万元，利税700余万元。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对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教育引导不够。农民群众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识程度不够深，尤其在发展产业方面，目前大部分产业项目主要以工商资本下乡的方式建设，通过引导群众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效农业、农家乐、乡村旅游难度很大。（二）缺乏政策、资金扶持。在基础设施提升方面，村级集体经济薄弱，镇级财政不足，单凭县、镇、村三级财力，很难对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人才匮乏。目前，广大农村对人才缺乏吸引力，大学生及高层次人才不愿到农村创业。回来的也只有在外能人到村担任村干部。三、意见建议
（一）建议加大对群众乡村振兴战略的教育培训力度，调动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建议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完善道路、给排水、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医疗、教育、文体等设施，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三）建议加大政策扶持、项目扶持、资金扶持力度，发展建设田园综合体、郊野公园和休闲农庄，打造文化旅游和休闲度假区。
（四）建议上级职能部门提供政策、资金、项目、技术等各类支持，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创造良好条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前提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曾经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潜能，深刻地改变了我国农村面貌。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老化和减少，农村土地零散化、碎片化，土地产出低效化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并逐步滞后于现代农业的要求，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一道坎。近年来围绕落实农业农村改革部署，正确处理农民和土地关系这一改革主线，通过土地三权分置、承包权入股、适度规模经营、创新经营体制的方式，我们在街道村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探索。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现状及难题街道村地处街道北面，距离城区2.5公里，下辖7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519户，农业人口1781人，现有耕地面积1947亩，人均耕地约1.09亩。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为了体现公平原则，将耕地分级搭配，整田整土划割为若干小块分到农户，导致每家每户承包经营的耕地零散分布。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在家的“留守农户”接手耕种承包地，使地块分布更加零散。如村5组其中一户农民3.5亩旱地被划分成10余块，最小的一块地只密植了3株柑桔。分散的土地，给农业生产带来了诸多不便。一是难以进行机械作业，耕作效率低；二是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三是产业结构调整相互掣肘；四是种养结合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难以有效运行；五是对外土地流转涉及农户多，难以协商一致；六是地块分割产生了较多不能耕作的边界，浪费了耕地资源。围绕破解这一难题，近年来我们在街道村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探索，通过承包权入股、土地预流转的方式，有效地实现了耕地的“团聚”和适度规模经营，劳动效率和经营效益也相应提升。二、土地股份制的探索及构想在村调研发现，虽然群众意识到了承包地散碎化的各种弊端，也有将土地“集零为整”的愿望，但缺乏系统性解决方案和具体路径，缺乏组织者。如农户间相互可以进行土地调换，但各怀心思，效果有限；外部业主整体流转集约经营因农户意见不一难以达成。鉴于此，我们在广泛调研、听取民意的基础上，提出了土地三权分置、承包权入股、适度规模经营试点的构想：以生产社为单位，以农民自愿为前提，农户的耕地承包经营权全部入股，土地股份化，对农田进行集中整理，引进专合社、龙头企业进行成片经营。在具体探索过程中，我们分别制定了《村耕地成片经营试点管理办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预流转协议》等，组织街道及村干部成立了工作小组，通过宣传动员并与村民们达成一致意见，在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情况下，以书面协议形式，每户农民将所有土地经营权委托给所在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和村集体资产公司完善入股相关手续，实现土地标准化整理和规模化经营。三、土地股份制的实践和成效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街道以村为试点村，通过盘活农村资产资源，吸引民间投资，以村集体资产公司为主要载体，建立“公司+合作社+农民”的互利共赢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血橙基地，切实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一）落实三权分置。农村承包土地确权颁证后，推进土地股份制改革，要坚持推进“三权”分置并行，落实好集体所有权，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这是开展土地股份制改革的前提。在实践中，稳定农户承包权，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等用益物权权能；放活土地经营权，创新土地经营权流转模式，推行由农民一次性出租让渡土地经营权向入股经营、合作经营等共享土地经营权方式转变，形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机制。（二）规范资源管理。街道村20xx年注册成立市区社区集体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现有山坪塘、渠道、提灌站、村道、村级公益性房屋等集体资源资产进行清产核资，通过回收分散的集体资产，对村级“三资”开展集约化、规范化管理。对村集体经济共有人进行确认，为下一步村集体收益分配提供依据。按照“村集体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思路，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到村集体公司，集体公司聘请专合社和农村经纪人负责生产经营，通过把村集体资源资产折股量化组建村集体公司，并整合上级财政扶持资金和吸收民间资金，实现村集体公司、专业合作社和农户之间的三方合作和互利共赢。（三）培育主导产业。一是以区大规模绿化行动项目（混交林）为支撑，通过新栽苗、嫁接等方式，规范化种植塔罗科血橙1000亩。注入社会化资本，完成“伙儿山牌”血橙商标注册，通过电商平台开展前期市场拓展、销售。二是林下种植蔬菜、芽菜等，并与公司签订蔬菜订单收购合同，培育近郊城市保障性蔬菜基地。三是发展特色水产和肉牛生态养殖，利用嘉隆竹木专业合作社竹笋加工废料为牛饲料，牛的粪便作为种植血橙有机肥，实现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四是培育发展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结合血橙、蔬菜种植、有机草莓等产业，融合新村发展和七洞湖休闲体验，打造村田园综合体品牌，建立1－2家星级农家乐、农业公园，形成轻纺园区和南观路农业旅游示范点。（四）优化利益机制。进一步强化产业发展对村集体经济的带动作用，村集体公司争取区集体经济发展试点项目资金90万元投入血橙种植项目，专合社吸收民间资金和技术，通过采取“村集体资产公司+专合社+农户”的股份合作模式，引导农户、村集体公司和参与“三变”改革的新型经营主体依法订立合同或协议，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联结和合作机制，确定村集体与合作社共占4成、入股农户占6成的初次收益分配方案，探索建立灵活多样的股权收益分配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拟实施经营收益二次返利，切实保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居民股东权益。同时，聘请本村种植大户、贫困户进行长期或临时性工作，以工资收入的形式回馈种植大户和农户。（五）开展新村建设。加快“四好村”创建和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着力实施农村房屋改造、风貌改造、环境整治、洁净亮化工程；开展农村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和厕所改造，示范区内农房、道路及沿线人居环境改善逐步提升，适度统一，彰显特色；推进乡风文明示范工程建设，建立完善“一约三会”（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反黑会），开展五好家庭、星级文明户、文明院落等评比，开展法律明白人、法律进乡村等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群众生活；开展感恩奋进教育，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提振贫困群众精气神。十年前，四都乡作为松阳县整乡搬迁的下山脱贫乡镇，不少农户下山搬迁到县城周边生活，村里的房子、田地、山林被大量闲置，乡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十年后，四都乡大力发展精品民宿，一些贤才能人返乡创业，乡村重新焕发新活力。调研组针对四都乡基层党组织如何利用民宿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课题，展开深入调研，形成如下调研报告。四都乡是松阳典型的山区乡镇。20xx年以来，该乡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理气候、生态资源和乡村优势，高起点、高标准推进精品民宿建设。截止目前，全乡共有中高端民宿、农
家乐27家，床位283张，餐位1500余个，共接待游客50余万人，四都山居民宿的集聚效益和经济效益日益凸显，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增强。
一、四都乡民宿经济发展的成效与启示（一）品质引领，政府主动作为。一是高起点，开展规划设计。引进国内外知名团队参与规划建设，先后与清华大学、哈佛大学等团队开展紧密合作。如平田村26幢民居由多个知名学院的团队联合设计施工。在政策处理之初，村两委干部主动参与难题破解，村民思想不通，实行党员联系户包干制度落实；村庄建设进度延缓，村两委干部齐上阵，确保按时完工。又如，20xx年8月第一家精品民宿“过云山居”试营业，三年多入住率稳定在90%以上。业主与村集体良好互动，多次参与“主题党日”志愿者服务，为村民送上寒冬里的暖阳；20xx年以来，南京先锋书店、云夕酒店、榔树民宿综合体等先后入驻四都，期间，村主要干部全程参与，营商环境和谐。二是强整合，建设基础设施。四都乡统筹整合，全域谋划，结合六边三化三美、五水共治、传统村落保护等工作，整合资金，在道路建设、村庄环境整治、自来水提升、污水治理等方面优先考虑民宿发展村的配套建设，加大政府投资力度。20xx年以来，共投入政府资金3000余万元用于村庄和民宿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三是优保障，提供高效服务。如何利用民宿发展助推村集体增收，四都乡陈家铺村、西坑村、庄河村走出了一条盘活存量资源的道路，将村闲置房产、土地、山林等统一租赁到村集体，为客商提供优质资源。做好政策处理和要素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民宿项目建设各阶段存在的难题破解，形成乡、村、民宿三方联动模式，为业主提供优质服务。（二）内涵发展，民宿共建共享。一是立足当地，深挖特色。坚持高品质的规划设计，现已营业的过云山居、云端觅境等除了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也充分展示了在地文化，挖掘和突出当地文化元素，乡村特色，在保留中创新，在创新中显品质。二是发挥优势，融入乡村。一方面通过举办萝卜节、乡村音乐节、乡村论坛、艺术沙龙等风格各异的活动以及与村民共过传统节庆等形式，进一步融入农村、农民。另一方面村两委邀请设计师、专家等参与村庄建设，为村庄发展把脉，聘请了王维仁、张雷、叶胜海等7人为乡村振兴顾问。三是注重长效，打造品牌。重视民宿自身文化品牌的建设，积极研发符合民宿特色的logo、伴手礼等，开展员工服务、礼仪等培训，组织参加管家、厨师比赛等。（三）强村富民，助推乡村振兴。一是民宿带动“双增”。四都民宿已初步形成了以江苏、温州、上海、杭州等城市为主的客源市场，民宿经济进一步壮大，带动了当地农民就业500余人，间接带动相关行业就业1000余人，村集体年增收40余万元。二是民宿促进产业。通过民宿的健康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新成立香榧、番薯、果蔬等村级合作社4家，全乡生态循环农业、文化产业、全域旅游等发展势头良好。三是民宿改善乡风。随着优秀人才的乡村回归和深入参与，“乡村振兴”讲习所孕育而生，社会治理格局发生新变化，文化修复、人心修复于无声处改变着乡风民风。调研组也发现四都民宿发展存在一些短板，如民宿的融合度不高，“民宿+文化”、“民宿+农业”等深度挖掘不够，功能比较单一，缺乏与生活习俗、生态资源、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民宿的同质化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自然景观类似，文化特色相同，不能充分体现民宿主人独特气质、内涵，“故事分享”不多。二、四都乡民宿经济发展的建议根据四都乡民宿旅游开发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调研组提出如下发展策略。
一是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乡村民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应始终放在“乡村振兴”和“三农”战略的大背景下谋划，否则就丧失了生命力。下一步，要树立与村集体、村民共融共生的发展意识，最终于村集体之间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二是深化一二三产融合。要鼓励民宿业主树立对农业、农村、农民的行业特色、空间要素、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意识；要加强对当地原汁原味的人文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做好“民宿+文化”、“民宿+农业”等文章。
通过五年的探索和发展，四都乡在民宿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坚持以党建引领村庄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文化复兴、生态环境保护、农民持续增收、农村治理有效等方面走出了乡村振兴的“四都模式”，为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迈出了新步伐。
东方红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3.4亿元，其中设备投资1.64亿元，建设一条年产10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余热发电系统、配套建设自备矿山开采工程。
项目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干法工艺技术，实行计算机网络集散控制，装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环保投入达总投资的26%左右，能源消耗指标最先进，粉尘排放量控制在30毫克／立方米以内的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建设不破坏原有水系和植被，按照花园式工厂布置，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2154万元，税收1605万元。将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同步和谐发展。
一、政策优势明显水泥行业为高污染行业，近年来，国家为治理水泥行业的小、散、乱及污染严重的问题，采取了严格的行业准入政策。四川省相应采取了淘汰落后产能，以大换小，产能等量置换的行业政策，基本不新批、新增水泥产能。坚决杜绝重复建设及严格的行业准入政策，为资中县东方红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日产2500吨水泥项目竣工投产后的正常生产经营奠定了政策基础。四川省资中县东方红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为了执行“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淘汰落后、上大压小”的战略方针和提高旋窑水泥比重的产业政策，实现水泥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决定利用当地丰富的原料资源，在位于距资中县约13km处的兴隆街镇三皇庙村11社，紧邻东方红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老厂区建设一条2500t/d熟料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同时，为了充分利用2500t/d新型干法生产线的废气余热，还建设一座额定功率为4.5mw的纯低温余热电站。这项目得到了资中县委政府、内江市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将项目列为市重点项目，推荐为四川省重点项目，将项目的建设写入了两会的工作报告。二、市场优势突出（一）内江水泥行业现状与趋势现状：水泥的供求基本平衡。从市场需求与设计产能看：截止20xx年，内江市全部水泥企业总设计生产能力1154万吨，其中旋窑生产能力760万吨，立窑生产能力394万吨，水泥的供求基本平衡。从市场价格与库存情况看：价格走势平稳，水泥企业基本没有库存。目前，资中几家水泥公司所有水泥现款现货，无滞销，无欠款。趋势：将出现供小于求的现状。淘汰落后产能带来的供给不足。到20xx年，内江地区将要淘汰的立窑设计产能达394万吨/年,而实际产能在600万吨以上。四川省要淘汰的落后产能为4500万吨/年。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需求增加。gdp的增长与水泥需求具有正相关性。如20XX年，四川省1万元投资需要消费水泥1.2吨。十二五期间，我们周边的几个地方的gdp仍将是两位数的增长，其增长仍将是靠投资拉动。内江、资中等加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需要大量投资，尤以是城乡住房建设、道路交通建设、水利设施建设等的大量动工，带来巨大的水泥需求。（二）优质水泥供小于求
从川南地区水泥供给的现状来看，一是优质水泥产量低。大型水泥厂和新型干法生产线生产的水泥不能满足本地区对优质水泥的需求量。二是销售价格上优质水泥、品牌水泥价格每吨要高出几十元。三是东方红公司生产的干法水泥质量很好，只是生产时间短，还没有形成品牌优势。
（三）东方红水泥公司的主要用户及用量东方红公司有二十多年的水泥经营历史，具有成熟的销售市场，生产的水泥主要销往成都、资阳、内江、泸州、宜宾、永川、遂宁等地。所有销售现款现货，主要用户为各地房地产开发商和道路桥梁建筑公司，东方红公司一直以来库存无积压。（四）全省的干法水泥亟待大力发展四川省新型干法所占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总体上看，四川省水泥工业总量基本平衡，但旋窑水泥所占比例不大，新型干法水泥的比例更小，水泥工业结构很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优质旋窑水泥，特别是新型干法水泥亟待大力发展。东方红公司投建的生产线，在内江以至周边城市形成较强的竞争力。三、矿山资源充足(一)资中石灰石资源优势突出资中具有丰富的水泥资源优势。县委政府依托资源优势，把资中水泥行业的建设融入四川全省的产业大格局中，发挥优势，振兴资中的水泥产业。县委政府提出了建“年产1000万吨的水泥生产大县”的奋斗目标。据地质勘查成果和估算，资中的石灰石资源总储量在30亿吨以上，可利用资源储量约10亿吨，正常情况下，能满足年产1000万吨水泥的原料供应30年以上。资中的石灰石资源开发利用，始于上世纪60年代（烧石灰），到目前已形成年400—500万吨的生产能力，支撑县内形成了近300万吨水泥生产能力，直接创税约XX万元。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众劳务收入超过XX万元。加之，以资中为中心的有效运输半径内，仅资中拥有相对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周边有的市、县甚至根本没有这种资源，这是资中提出在四川盆地中心区域打造年产1000万吨水泥生产基地的重要依据。(二)自备矿山资源充足白石为水泥的主要原料，资中县拥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储量398亿吨。资中县人民政府将兴隆街镇红庙子、金星、三皇庙、高峰、华光五个村6个矿山的石灰岩矿产资源挂牌拍卖给予项目业主做自备矿山，用于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正式采矿权按照法定程序已办理三个，另外三个正在办理之中。为新项目的建设提供给了充足的资源，可供该项目建成后使用1XX年以上。四川省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备矿山，周边城市大多缺乏石灰石矿山资源，东方红公司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三）自备矿山勘察结果项目拥有自备矿区，经四川省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二0二地质队地质勘察，普查面积5.4平方公里。在现探矿权内获得内石灰岩矿资源量（333+334）类为24932万吨，其中推断的（333）为15781万吨，（334）为9151万吨。平均剥采比为0.9：1。其中0.5：1以上的为底下开采，0.5：1以下的为露天开采。露天开采中可利用的砂岩、页岩有8-10米，年用石灰石200万吨，可满足年产100万吨水泥的企业开采石灰岩矿资源1XX年。矿区矿石质量很高。含钙达50%以上，比其他矿石高出3-5个白分点。含硅在20%以上。充分保证了水泥生产的高质量、高品质。为产品赢得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司自备矿区距离生产车间平均为2.8公里，运输成本极低。生产车间距离兴隆街镇约1公里，距离资中县城约12公里，距离内江市区约40公里，矿区内有三级公路和乡村简易公路穿叉，交通运输十分方便。一、进一步端正指导思想：
学校一班人要进一步端正指导思想，提高思想认识。xxx中学作为完全中学，初中部与高中是一个有机地、紧密相连的整体，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要平衡投入，平衡管理，一样的重视，一样的支持，综合协调，全面发展，整体提高。尽管该校是教育局直管的副科级事业单位，但是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初中的管理事宜当地政府管理为主，直接接受乡镇中心学校的管理与指导，这是一种特殊的管理体制，大家要理解，要清楚。初中的.考核结账算在xxx镇中心学校，但成绩首先是xxx中学的，如果考核算账成绩不理想，对xxx中学、对xxx镇中心学校都不利，教育局、镇党委政府、xxx的老百姓也有想法，这一点大家心中要明确要有数的。
二、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要按照县教育局的管理职责和权限划分来，xxx中学和镇中心学校要相互理解、支持、配合，形成合力，为了振兴初中的教育教学质量作出共同的努力。一是形成有初中管理特色的管理模式。初中与高中的教育规律不尽相同，教育教学管理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殊性和规律，所以，初中不能完全照搬、套用高中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要根据全县初中教育教学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中考的要求形成适合初中的管理模式。二是加强初中部的管理力量，要让有事业心、有能力、公道正派的人担任管理岗位的工作，要明确岗位目标任务与工作职责，平衡分配管理岗位任务，加强履职考核，实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竞争机制。三是完善初中部内部的管理机制，对初中要明确责任和工作目标，要适当授权和放权，要加大必要的经费投入。四是制定明确的管理考核方案。镇中心学校对x初的要有一个明确的考核方案，明确目标任务。x中要在学校层面对初中部明确目标任务，初中部对个班级、教师也要制定明确的考核评比方案，把目标任务落实到具体的班级和教师身上。三、进一步健全激励机制：一是要充分利用各种考核奖惩政策，建立一套适合初中实际情况的以教育教学奖惩为主的激励机制，健全各种管理与奖惩激励制度，完善各种考核考评方案和操作落实的办法。二是学校指定的各种政策、方案、制度、办法、机制要公正公开公平，要以调动学校干部、教师、职工、学生等不同层面工作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主要目的。三是要树立他们的质量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四是通过制度管人、管事，通过狠抓过程的管理来抓落实。五是学校干部要期带头示范作用。要做到吃苦、吃亏在前，享受在后，在经济待遇的分配、各种荣誉的评选、教学任务的落实上要先顾一线的业绩突出的教师，不能是先顾领导自己，不能在一些小事的不当处理上对教师产生挫伤感，影响教师的积极性。总目标总任务、阶段性的目标任务要具体，要落实。考核激励要公正要严格，要体现出干的多与干的少、干的好与干的差、干的效率高与低，干的成本的高与低的差别来，只要起点一致、程序公正、考核评价科学、多沟通多交流多联系。四、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由于是完全中学，管理体制、分配机制等方面存在着不同，这是事实，也就产生了教师待遇上的客观的不平衡，初中教师在思想上有时不平衡，工作积极性、工作责任心势必受到了影响，这就需要学校加强初中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力度，认真做好初中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初中教师的认识，转变初中教师的思想，调动初中教师的积极性和责任性、敬业奉献精神，提高队伍的活力与创造力，保证队伍内部的和谐，提高教师的素质能力。要通过教育引导教师端正思想认识，从实际出发，从国家的政策，从全县同类初中相比较来看待待遇问题，不能形成一种偏离教育价值观的导向。待遇问题很重要，但是待遇首先受国家的分配政策指导，还要受当地的财力与消费水平的制约，三是与工作量的多少、工作效率的高低、工作的复杂程度、投入的工作成本的多少等因素密切相关的，收入与付出总是程正比的。
五、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德育工作：加大学校的德育工作力度，加强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使学生树立明确的理想和学习目的，养成积极的学习生活态度和吃苦精神，增强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依靠长期的坚持养成的，所以要迫切加强学生的德育工作，加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力度，树立学生的理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学生的的管理，不在于防和堵，关键在于教育和引导，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关键在于班主任的工作，及其他科任教师要积极参与其中，形成教育合力。六、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管理：明确教学中心地位，规范教学过称管理，教学管理要务实，要有针对性，要充分发挥教学管理的引导作用，要提高教学管理效率。教学过程管理要从针对上面的要求出发，以解决存在的问题为突破口，要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目标，改一年备考为三年备考，该单科备考为全科备考。在教学管理上，要摸索出一套性的行之有效的评价激励制度，特别强调要注重教学管理过程的落实，不能水面一棍，光搞形式不注重实效。七、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制定发展规划，明确目标任务，落实阶段目标。具体来说：一是要完成中考的目标任务，以县录取重点高中的平均比率为标准，即2%的人数为重点高中录取目标。重点高中的指标分配一般参考当年的中考成绩、办学规模人数、历年办学效益、日常教学管理水平、三年前升重点高中学生今年的升造率等因素，从这里可以看出，每年分配重点高中人数的既要参考当年中考的直接结果，还要参考平时的学校管理工作的水平。二是要完成普高上线率，普高上线越多，就相应的减轻了当年的中职招生任务，这是一举两得的事。三是提高各学科中考的人均分、降低低分率。四是巩固直升率，对于各种转出的学生要及时办理学籍异动证明，避免流失，保证直升率，不能摊空头人数。五是要完成好中职春招任务，完成春招任务的人数在最后算中考成绩时，将这部分人数从应考人数中剔除的，这样，既完成了中职招生任务，又提高了直升率，相应的提高了人均分、降低了低分率，这样做对于提高中考的综合成绩有较多的好处。所以初中要掌握这计算成绩积分的要领。六是要提高各种学生竞赛的获奖人数与级别，各种竞赛获奖的人数与级别将作为提前预录分配指标数的重要参考依据。七是要对平时的各种检查视导要高度重视，平时的检查视导情况的好坏将作为办学效率。管理水平的重要依据，将作为重点高中录取分配指标的重要参考依据。八、进一步改善学校社会形象xxx中学这几年发展变化进步较大，社会形象和社会影响较好，需要继续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加强与各方的沟通与联系，积极改善初中外部发展环境，改善社会对初中的舆论影响，让当地群众满意。九、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素质能力一是加强教育与引导，提高教师的思想素质。重点是要抓好责任心、责任意识、增强教师的集团荣誉感、危机意识、敬业奉献精神。二是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素质。要以校本研训作为教师学习的主要活动载体与形式，鼓励教师自觉的学习提高，要学习最新的教育科学理论、学习理论、学科新知识、学生管理理论等，转变观念，更新思想，提高认识，扩展视野。三是加强能力锻炼，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特别是要加强新理念下的备课、上课、说课、评课、反思、辅导、学生管理、班级管理、学生心理辅导等基本的教师业务能力建设。十、进一步端正领导工作作风。
学校领导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要带头示范，处事要公正公平、要提倡多吃苦，要淡泊名利，要讲究工作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
篇三：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培育路径探索——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案例陈艳;刘志凌【摘要】如何让社会资本与农民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是实现社会资本成功投资乡村振兴的关键,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需要关注适宜的产业选择与定位、紧密的产民利益联结机制、领头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宽广的农民企业家情怀等方面的问题,政府还需从推进农业投入立法、创造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等方面做好保障.【期刊名称】《江苏农业科学》【年(卷),期】2018(046)021【总页数】4页(P341-344)【关键词】社会资本;乡村振兴;模式;培育路径【作者】陈艳;刘志凌【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南京210013;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南京210014;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南京21001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323.9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为突出的不充分是农业发展的不充分。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必然选择。农业作为重要基础性产业迎来了新一轮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刺激了社会资本和工商资本开始涌入城镇周边农村地区投资开发现代农业项目。这些资本带来的创新思路和做法，让农业变得多姿多彩，并兼具利益驱动。如何让各类资本与农民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实现资本与农业农村发展共赢，实现产业兴旺农民富裕，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本研究对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运营模式、特征与启示等进行剖析，试图为民间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探寻一种可靠的模式或一条可复制的培育路径。1社会资本投资农业文献回顾社会资本对农业生产具有降低成本、减轻贫困、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对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4类：一是社会资本对农业生产信息获取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可以拓宽农业生产者对农业生产信息的获取渠道[1]，农业生产者所能接触到的人员结构越复杂，农业生产信息获取的可能性越大，能选择的生产模式也越多元化[2]。二是社会资本对农民生产模式的影响。社会资本投入越多，农民生产模式的选择越多[3]，兼业化程度越高[4-5]。三是社会资本对农业生产风险的影响。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增加农户家庭抵御经济冲击的实力[6]，提高农户防范农业生产风险的能力[7]。四是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社会资本投入越多，就业机会越多[8]，农户所获得的收入回报可能性越高[9]，Grootaert也在研究中证明社会资本有助于减轻贫困[10]。2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案例分析2.1公司基本情况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新庄
镇朱瓦村河西组杉荷园内，理事长施俊山。公司较早的雏形是3个专业合作社，分别是宿迁市荷林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宿迁市绿荷生态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宿迁市九品香水莲花种植专业合作社，3个合作社的实际负责人也是施俊山。成立公司的想法主要源于施俊山董事长集团化运作的思路，即采用集团化的运营模式对3个合作社的生产、加工、销售等进行统一管理。3个合作社于2014年陆续成立，注册资金共580万元，合作社成员全部以货币资金入股。理事长施俊山出资464万元，占股80%，是3个合作社的实际负责人，其余11位核心成员出资116万元，占股20%。合作社占地面积200hm2(包括道路、沟渠、河道在内)，其中宿迁市荷林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种植浅水藕，提供菜藕和种苗，种植面积有100hm2；宿迁市绿荷生态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主要以黑鱼、克氏原螯虾、鲫鱼养殖为主，养殖面积达26.7hm2；宿迁市九品香水莲花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种植九品香水莲，主要提供休闲观光服务及莲子、莲花茶等加工产品，莲花种植面积达13.3hm2以上。此外合作社还种植雪桃、黑花生等，种植面积达13.3hm2以上。具体的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目前，合作社社员共39户，11户是资金入股的原始股东，28户是陆续加入的持干股的股东。2.2公司运营模式集团化运作具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与综合竞争能力的优势。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集团化运作的模式对宿迁市荷林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宿迁市绿荷生态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宿迁市九品香水莲花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一方面通过统一采购、结算、生产与营销实现规模效益，另一方面通过产业互补、产品互补实现协同效益。此外，基于本地公司良好的运营态势，公司向外拓展产业加盟业务，通过异地产业联盟，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影响力，实现产业做大做强。
2.2.1“公司+合作社+农户”集团化运营模式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3个合作社实行集团化运作的管理模式，换个角度来看，3个合作社也可以说是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3个生产单元。这种以合作社形式存在的生产单元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一是政府政策支持优势；二是技术资金优势；三是吸引更多小生产单元(小农户、大户、家庭农场等)集聚的优势。3个合作社发展3类不同的产业，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吸纳各类小生产单元主动自愿以干股的形式入社，更好地实现了生产规模稳步扩大，生产关系稳固和谐。按照职能分工不同，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合作社+农户”的集团化运营模式可细分为2个环节：一是生产环节“合作社+农户”；二是销售环节“企业+合作社”。2.2.1.1“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环节合作社与农户之间关系主要建立在农业生产管理和绩效分配等方面。在生产管理方面，合作社通过统一的生产规程、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保障农产品质量。在绩效分配方面，合作社针对不同身份的成员建立差异化的绩效分配制度，激励更多的农户参与标准化的生产。分为3个类别，一是原始股东农户，以劳动雇工的方式参与合作社经营，合作社以雇佣工资80～100元/d的方式计算其报酬，此外原始股东农户还享受合作社股份分红。合作社每年将经营利润的40%作为留存公积金，用于合作社日常运营与扩建，60%进行股份分红；二是持干股股东，这些多数为周边自愿入社的大户或家庭农场，他们按照合作社的生产规程参与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生产规程为标准对其生产过程进行监督考核，最后根据农户的实际生产效益，按照30%～40%的比例对其进行绩效分配。同时设立奖惩制度，对严格按照生产规程进行生产的打满分，对不符合生产规程操作的进行扣分，对超指标完成任务的进行加分，并将这种奖惩制度与绩效分配比例挂钩，充分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三是普通农户，大多数为周边留守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受各种
因素限制，没能转移到城镇参加非农就业，但能利用闲暇时间，以雇工的形式参与合作社生产，享受合作社雇佣工资，以此增加家庭的收入来源。这也是当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之一。2.2.1.2“公司+合作社”的销售环节公司通过集团化运作的模式对3个合作社的产后环节(包括产品定位、加工、包装、品牌与销售等)进行统筹管理，实施专业化营销，充分发挥集团化运作的规模效益和协同效益。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专业化、规模化的销售，较大程度降低农产品的销售成本。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3个合作社的农产品进行市场价协议收购，再以公司专业化的销售团队在外进行规模化的产销对接。一方面公司能够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促进销售，另一方面公司能增加农产品在市场中的谈判力量，提高谈判效率，降低营销成本，提高农产品收益。二是精细化的加工、包装与品牌销售，充分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农产品都具有不耐储存的特征，应季销售农产品又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难以有效保障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因此，加工、包装与品牌销售是实现农产品市场差异化、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的有效途径。公司通过对3个合作社收购的原料农产品进行精细化的加工、包装与品牌销售，如九品香水莲花可加工成莲花茶、莲花点心、莲花冰淇淋等，新鲜的莲子通过打磨、抛光加工成莲子礼盒等，并借助企业品牌“杉荷园土特产”及“东哥家乡礼”名人效应进行销售，不仅实现了农产品的多样化，还能充分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保障农产品的经济效益。三是差异化的产品定位，满足不同等级的消费需求。3个合作社分别生产浅水藕、水产品和九品香水莲花。浅水藕以销售藕苗为主，占70%，菜藕为辅，占30%，主要面向浅水藕种植的各类主体与一般消费市场。浅水藕种植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少，成本相对较低，种植面积较大，主要以追求规模效益为市场定位。水产品以生态健康养殖为宗旨，主要面向对优质农产品有需求的高水平消费者，以追求品质效益为市场定位。九品香水莲花兼具食用和观赏的双重功能，盛开的莲花可供休闲观赏，同时莲花、莲子
等可供加工销售，主要面向有优质农产品和农业休闲体验需求的城镇消费者，以追求三产融合效益为市场定位。此外，在发展休闲农业的过程中，企业扬长避短，以产业优势为基础，引进台商资本，借助台湾先进休闲农业发展理念，打造九品香水莲花休闲旅游度假基地，让更多有需求的城镇消费者享受到更好的休闲观光体验，带走更多的农业加工产品。3类产品差异化的市场定位，满足不同等级的消费需求，有利于占据各类消费市场，形成产业互补、产品互补，实现企业集团化运作的协同效益。为稳固公司与合作社的供销关系，公司建立了灵活而又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一是达成收购协议，保障合作社种植户的根本利益。公司与3个合作社达成收购协议，对合作社生产的农产品按照市场价进行保护价收购，保障合作社种植户的根本利益。二是按价值比例提成，实现差异化农产品利润的合理分配。公司对收购后的农产品进行专业化、规模化销售，扣除成本后获得的利润，按照利润价值，设定合理的提成比例，与合作社进行利润分配。产品的利润价值越高，公司提成的利润越多。激励公司对农产品价值挖掘的同时，合理权衡了合作社的利益，形成了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三是形成公司品牌效应，让合作社的农产品依赖品牌。基于合作社的标准化生产，公司对合作社提供的农产品进行再次品质检测，检测合格后进行品牌销售。做到以公司品牌销售的农产品等于有了品质保障，在市场中形成良好的信誉，当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客商主动上门采购，使得合作社的农产品销售离不开企业的品牌形象。2.2.2“公司+异地产业联盟”运营模式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成熟的技术、运营模式及稳定的销售通道对外进行产业加盟。加盟者只需向公司采购种苗，公司将为加盟者免费提供设计规划与技术指导，并在必要时帮助产后销售，实现对产业加盟者的全产业链帮扶，顺利达到扩大产业规模、提高产业影响力的目的。目前，公司已在贵州、山东、安徽等地建立产业联盟基地，合计联盟面积达533
hm2以上。经过4年努力，合作社与企业累计投资的3000多万元基本回本，且尚有盈余。3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结合江苏杉荷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模式与发展特征，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3.1适宜的产业选择与定位地区发展何种特色产业，需要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人文社会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定。尤其是蔬菜产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种植技术、田间管理及劳动力的要求较高，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理事长施俊山根据当地资源状况、多方考察结果及自身技术掌握情况，选择了对技术要求、管理要求和劳动力需求均相对较低的莲藕产业。一方面，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相对较低的莲藕产业对几乎没有技术背景的理事长来说，其产业起步相对容易；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少的莲藕产业对几乎没有高素质剩余劳动力的农村来说，产业发展的成本相对较低，产业发展风险相对较小。并且产业定位以发展莲藕种苗为主(占70%)，进一步降低了莲藕市场销售难的风险。以此作为基础主导产业，理事长还依据产业业态多样化的思路，陆续发展了生态水产产业及休闲观光莲花产业，形成差异化的产品与业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增加产业附加值，提高产业效益，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3.2紧密的产民利益联结机制一方农业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一方农民的密切参与。农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农业的各个生产环节具有特殊性和不定性，无法严格按照生产章程进行操作。因此，最好的农业雇工是农民。他们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熟悉一些特定的农业生产操作，能更及时有效地发现并应对生产过程中的特殊性与不定性。公司以合作社的形式吸引更多的农户入社参与农业生产，或参加劳动雇工，并以收购协议、价值比例提成、雇工协议等方式，建立紧密的产民利益联结机制，把农业生产环节的效益尽可能多
地留给农民。公司主要以农产品附加值提升部分的利益为效益，充分保障农民的农业生产利益，带动地方农民增收致富。如此发展，一方面，企业容易得到当地农民的支持，在土地流转等方面减少不少阻力；另一方面，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进而获得全面的政策扶持。3.3领头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农业是弱质性产业，具有生产周期长、自然资源依赖性强、自然风险抵御能力差、基础设施投资大、市场风险大、行业壁垒低、需求弹性小等特征。这些农业弱质性特征决定了农业创业领头人必须要有比其他产业创业领头人更加坚毅的精神。在理事长施俊山最早成立合作社之前，杉荷园是政府将村庄统一搬迁、土地统一流转后的一片荒地，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理事长施俊山对所有事情亲力亲为。当所有工人因环境恶劣罢工时，他独自坚守阵地；在任何施工遇到问题或困难时，他第一个冲在前面，迫使园区的管理人员自愧请辞；为保证园区桃树苗在炎热天气下的成活率，他带头浇水到夜间24：00，比其他园区相同树苗的成活率高出30%～40%。其吃苦耐劳的精神为其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4宽广的农民企业家情怀利益至上一直是大多数企业的发展宗旨。但农业与工业不同，其进入门槛低，信息透明度高，产品差异性小，极难在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且本身是弱质产业，生产周期长、环境影响大、回报见效慢，必须以延长产业链条、拓展产业功能、开发产业新业态为基础，稳步扩大产业规模，同时兼顾并带动当地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农业经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事长深刻明白这一道理，也具备宽广的农业企业家情怀。他以做精自己企业的农业产业为基础，走三产融合的道路，为农业产业经营搭建了稳固的平台，并在充分保障农民农业生产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利益联结长效机制，不断吸引当地及外地农户参与农业生产，形成良性循环的产业带动效应，对当地农业农村发展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动作用。
4保障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发展，除了在产业选择、产民利益联结及领头人毅力和情怀等方面有所注意以外，在政策层面，还需加以引导和支持。4.1推进农业投入立法《农业投入法》包括了农业投资主体确认、投资渠道、投资权限等更加细化的内容，这将为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的主体、范围、权限制定提供参照与依据。在《农业法》的前提下，积极完善《农业投入法》专业法规的立法工作，充分发挥我国农业投资制度的保障功能，完善农业投资立法的相关环境。通过《农业投入法》，依法划定投资范围和投资权限，确立有机组合的农业投资分工体系，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农业投资新格局。防止社会资本投机圈占土地、套取补贴等行为发生。4.2创造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一是要强化农村硬环境支持。硬环境条件的支持和改善，能够减少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的先期垫付成本，降低其所付的隐性成本，加快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发展的进程。二是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改进对农业企业的金融服务，发挥政府投入的导向作用，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农业投资体制。三是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在制定涉及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时，要充分听取企业、农户的意见，培育和维护平等的投资环境。4.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土地是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土地也是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根本保障。受各方对土地利益博弈的影响，社会资本需要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对土地进行长期大面积流转，而农民在面对长期“生活保障”不稳定的情形下，不放心对土地进行长期流转，这便阻碍了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发展。因此，有必要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提升土地生产要素的经济属性。通过制定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
系替代农地的传统保障功能，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解除农民流转土地后的后顾之忧，保障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农地顺利流转。4.4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农业是弱质性产业，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经济风险等诸多不确定性，需要农业保险来加强保障。因此，在土地流转面积较大地区，可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鼓励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对农地经营规模较大的社会资本，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以降低经营风险。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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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路径探究作者：张梦娜来源：《南方农业·中旬》2021年第10期
摘要针对不同农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和优缺点，提出了“一个中心、三种模式、五条措施和建议”，即坚持多元主体治理这一个中心;发展政社结合、社社合作和社会企业3种治理模式;在政治方面做好顶层设计，在经济方面做好多方筹措，在社会方面做好统筹兼顾，在科技方面做到全面开花，在文化方面做好跨国合作5个建议。
关键词社会组织;农村治理;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志码：A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1.29.008
自1978年以后，我国农村社会的治理模式便坚持走“乡政村治”道路。随着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的深入探索，“乡政村治”的农村基层治理路径面临着市场化、行政化、管理科学化等多重挑战。农村社会治理的方式层出不穷，各种农村治理的主体相继出现，积极参加农村治理的各类型社会组织应运而生。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相关的治理机制尚不健全。但是社会组织积极投入农村社会的治理，能促进社会组织与农村社会治理中其他主体关系的深化，为农村社会在新形势下发展转型谋另一条出路，最大程度上提高农村治理的绩效，推动我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1各类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方式和优缺点
提供品质与数量均到位的优质社会公共服务，才能够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按照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研究和分析的实际需要，参考公共物品的分类方法按照社会组织是否具有竞争力和是否營利分为4类。
1.1竞争性营利组织
竞争性营利组织的行为一般带有明显的营利色彩。在我国，此类组织对农村治理的介入并不明显，其行为比较容易靠向与市场活动直接相关的公众。它对农村治理的参与主要体现在其商业发展模式对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促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强调必须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角度出发，要求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加大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力度。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又重申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大力加强对现代农业物质装备及科技的支持，着力推动现代农业绿色健康发展，从而推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没有强大的技术产业组织的支持，农业现代化是绝不可能实现
的。“十三五”期间，在农村环境治理商业模式探索的政策驱动下，打开了千亿农村污水治理的市场空间，为有效提升农村环境质量，带动农村治理绩效的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竞争性营利组织的农业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的重要因素。农村社会组织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载体，其发展有利于农民获取知识、交流经验，成为大市场与小个体的桥梁，有助于实现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1]。但是竞争性营利组织的社会资本在农村治理过程流通中，出现了治理规范缺失等问题，严重影响治理绩效的提升[2]。例如，湖北省建始县河水坪综合农协是一个具有供销农产品、推广农业技术、传播农村卫生健康等业务的社会组织。但综合农协在实际参与农村治理的过程中存在得不到政府的实际支持、缺乏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缺乏强劲的人才队伍及缺乏法律的保障等问题。这些均是阻碍农村地区社会组织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1.2竞争性非营利组织
竞争性非营利组织不以经济利益为根本追求。当前，此类型社会组织大多是通过承租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协议，以此获得资源向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国外很多公共服务一般以社区为单位来进行管理，通过对社区内部的照顾来提供正式的社会福利与服务。竞争性营利组织作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提供社会救助、发展农村经济等活动来提供正式的福利服务。
例如，湖南省桃源县九溪乡农民文化艺术协会作为一种社会服务类农村民间文化组织，它是政府政策宣传的得力助手、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推手[3]。浙江省嵊州市“村嫂”志愿服务组织充分体现了农村女性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即可提供“有温度”的公共产品[4]。闽西基层社会体育组织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发挥整合社会资本和社区资源、激发居民参与和公共价值重塑的重要作用[5]。可见，此类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手段更灵活、更接近群众、优势更明显。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社会组织中县级社会组织最多，并且通常来说县级社会组织是提供服务的第一线，但是，在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两方面上，县级远远不及省级和部级社会组织，这种情况值得反思，需要改变。
1.3排他性营利组织
排他性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带有垄断性特征，此类组织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并不多见，他们对社会组织的贡献更少。以农村电力来说，没有农村电力，农村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1998年以前，农电建设存在产权归属不明确、维护治理不够等问题。随着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需要，明确产权归属等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把资产转移到电力部门，对于大大减轻农村和农民负担，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改造具有重要的风向标作用。可见，处于关键时期，对待特殊事件，排他性营利组织的介入就变得至关重要。
排他性营利组织的垄断性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其掌控重要资源，能更好地解决农村治理中其他社会组织无法处理的难题。可是因缺少其他社会组织竞争，在乡镇布局及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等过程中极大可能会损害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1.4排他性非营利组织
政府是排他性非营利组织的典型，作为最高权力执行机构及社会的核心组织，能够有效行使对农村社会的管理权。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部门在农村治理中的主要职能也发生着改变。近年政府通过逐步加强农村管理的民主化程度，争取广大农民的信任与支持，从而构建稳定和谐的农村社会政治局面。政府对农村治理最明显的介入是项目购买，即项目进村。中央财政连续多年专项扶持多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投身农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主要以乡镇扶老助老、农村精准扶贫等为扶持资助重点。
政府参与农村治理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农村协会的自主性提升。例如，作为全国老年协会组织的标杆之一的青岛莱西市X村老年协会，该协会在本村两委会提供权利的情况下，主动开展农村市场管控、美化农村环境等活动[6]。但是，政府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力量过于单薄，需要依靠各类型社会组织的力量，实施自下而上的服务行为，提高农村治理与服务的有效性[7]。
2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2.1一个中心
“一个中心”即坚持多元主体治理中心。在农村社会基层治理过程中，多中心的思维方式意味着并不是只存在政府部门这一类型的治理主体，还存在行业协会、商业企业组织等其他竞争性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在法律制度包容的范围内，通过多种方式、不同形式一同行使对农村社会公共福利事务的主体性治理权力[8]。
2.2三种模式
2.2.1政社结合模式
由行业协会、农民群体、专业学术团体等竞争性非营利组织组成的社会力量与政府等排他性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农村治理，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政社结合模式。该模式具体能够采取3方面措施。1）非营利社会组织需要合理提高自身在参与农村治理过程中的经常性服务水平。2）政府需要有重点地培育有利于农村和谐发展的社会组织，同时引领社会组织服务网络良性运行。3）政府部门需大力发挥各类型社会组织在我国民主协商中的重要作用。
2.2.2社社合作模式
由不同社会组织合作配合，齐心协力一同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效用的提升。社社合作模式需要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着重处理5大层面的关键问题。1）分清界线。竞争性非营利组织是农村治理最主要的社会组织，要划清这类社会组织与政府、商业组织之间的分界。2）确定权责关系。明白自治既是社会组织的权利，也是社会组织的责任。3）确定准则。规定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始终把维护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4）保障权益。确保社会组织在参加各种农村治理活动中有关成员的法律权益不受侵犯。5）促进发展，通过合理立法推动社会组织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得到稳定发展。
2.2.3社会企业模式
将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引进农村治理这一领域，社会组织需要做到以下3点。1）落实社会企业登记制度，着力改善社会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和健全社会制约机制。2）落实社会组织发展资金来源，在扩大社会组织发展资金来源的渠道的同时要注重村民的社会关系和发展需求，而不只是改善农村硬件。3）完善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同时成立和健全社会组织优秀人才的志愿服务体系。
2.3五条措施和建议
2.3.1政治方面做好顶层设计
当前，需要大力发展基层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中心模式，以灵活的横向网络方向为主线。这就需要积极吸引众多外部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农村治理中去。同时，激发农民参与农村治理的主动性和意愿。如此一来，各类型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便会愈发凸显。
2.3.2经济方面做好多方筹措
加快构建“三社联动”这一农村治理体制机制。即打造由农民提出各种需要，基层农村社会自发组织设计，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竞相承租购买，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组织实行的联动体制。以此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自身的治理主体作用、社会工作优秀人才队伍的骨干作用及基层农村社会本身的基础平台作用。
2.3.3社会方面做好统筹兼顾
优秀的社会组织成员来源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需进一步增加社会组织吸收纳用优秀人才的数量。同时，增加各方面培训，完善社会组织优秀人才培育、评估、录用及奖惩体制，由此进一步扩大在农村治理工作中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应用专业知识、理念和方法带来的影响。
2.3.4科技方面做好全面开花
当今社会，信息化、科技化浪潮汹涌澎湃，我国的社会组织必须追上时代的步伐，推动传统农业产业和先进的信息科技产业的融合，通过整合众多社会组织的优势资源，运用先进的科技理念、科技手段去改造传统农业产业，打造新型农业产业，促进农村治理绩效提升。
2.3.5文化方面做好跨国合作
在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顺利进行的背景下，跨区域、跨国界的社会组织将会逐渐出现。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宽阔眼界的友好型国家，需要着眼当前、放眼国际，将中国的历史文明与西方的先进文化进行交融，将国内的社会组织资源与国际上的社会组织资源进行整合，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层治理与西方国家的社区治理进行有效结合。同时，政府部门要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在国际上设置平台，支持国外社会组织在国内展开合法活动。这将有利于众多社会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大展拳脚，在自由法治的大环境下大幅提高农村治理的绩效，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3结语
目前，在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还不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全面放开社会组织管理与发展既不现实也极不利于大部分社会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众多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是对农村社会和谐健康发展起最直接且最关键作用的社会组织，当前的重点是要加大对此类非营利社会组织的扶持，这是符合实际的战略选择。
当前，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治理必定是新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治理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通过坚持多元主体治理这一中心，选取适宜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发展的模式和道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科技5个方面做出努力，将社会组织对农村治理的参与行为合法化、规范化、合理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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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波.农村女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研究：以浙江嵊州“村嫂”志愿服务组织为例[J].社会治理，2018（8）：41-46.
[5]郑柏武，刘新状，林丽芳.基层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研究：基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治理的视角[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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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秀玲.协商民主与中国农村治理现代化[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6，31（1）：40-52.
[8]陈广胜.走向善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5.
（责任编辑：刘宁宁）
篇五：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及策略研究作者：吴利军来源：《农业开发与装备》2019年第9期
吴利军
（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四川成都610000）
摘要：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要求。为深入理解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深入了解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现实问题，由此细致化分析新时代乡村振兴在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环境整治等方面暴露的问题。同时，针对这些问题，就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分别从经济振兴——做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治振兴——提高村民民主意识、完善民主自治法律法规、严格村民选举程序；文化振兴——注意挖掘本地农村特色文化资源、注意保护乡村原貌、做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社会振兴——持续推进城镇一体化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环境整治——以法律的形式维护民众的生态权益、统筹整合农村资源优势、倡导绿色农业消费意识等几个方面做出探索尝试。以实现新时代新农村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施路径
1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深入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才能科学制定战略规划，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1]
乡村振兴战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华版，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比，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更加充实，逻辑递进关系更加清晰，为在新时代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这具体体现在：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发展现代农业是产业兴旺最重要的内容，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以新型职业农民、适度经营规模、作业外包服务和绿色农业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农业；另一方面，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和增收机会。
生态宜居是提高乡村发展质量的保证。其内容涵盖村容整洁，村内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完善，以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纠正单纯以人工生态系统替代自然生态系统的错误做法，等等。它提倡保留乡土气息、保存乡村风貌、保护乡村生态系统、治理乡村环境污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乡村人居环境绿起来、美起来。[2]
乡风文明是乡村建设的灵魂。乡风文明建设既包括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又包括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遵规守约、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乡村良好习俗，努力实现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还包括充分借鉴国内外乡村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乡风文明与时俱进。
治理有效是乡村善治的核心。治理越有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就越好。为此，应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平安乡村。[3]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效协调农户利益与集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要用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评价。为此，要努力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持续降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广大农民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向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
2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现实问题
2.1经济发展暴露的问题
2.1.1农业产业发展低迷不前，产业融合受多要素经营主体的限制。其一，农业产业管理僵化、规划缺失。管理僵化，办证难、用地难的问题突出，各部委不能一站式的解决这些问题，严重制约农业产业融合的发展速度。规划流失，生产导向突出，消费导向不足。更多政策倾斜在农业生产方面，而从市场开发角度融合产业发展的扶持不足，影响到整个产业水平的提升。其二，农业产业融合受多要素资源的限制。实现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往往需要协调多条件因素，像是人、财、物等资源都要规划到位。但是，就当前情况来看，农村地区留不住人、基础设施配置不全等问题较突出。即使幅员辽阔的建设用地，因国土资源部规划用地要求的严格性，而导致很多项目计划流产。[4]
2.1.2农业市场竞争力差，农产品供求不对等问题突出。其一，国际市场竞争力羸弱。近些年，国内粮食产量逐年攀升。与此同时，进口粮食总量也在持续增加，这样的同比增长关系是不正常的。这样的问题源于，土地资源少，人工成本高，粮食价格比较国外要高很多。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国内粮食势必会出现过剩的情况。其二，供需农产品严重不对等。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绿色、安全、优质农产品的市场诉求更为突出，以前居民“吃得饱”慢慢向“吃得好”转变。但是，与民众消费不匹配的农产品供给体系，严重不切合市场的供需要求，导致大批量的国外农产品进口，而国内产品过剩，形成不利于农业产业发展的恶性循环。5
2.1.3涉农金融服务体系滞后，滞缓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一，金融服务机制不健全农业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大，而涉农金融服务项目严重不足。尤其在信贷额度、条件、期限等等方面，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严重不符，导致涉农产业融资难的问题更为突出。此外，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起步晚、发展慢、势力差，加上管理不规范，易滋生放高利贷、非法集资等等问题，影响到农村地区信贷市场的安全稳定。其二，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差。多数涉农金融机构，市场紧迫感不强，创新和服务意识较差，导致涉农开发的金融产品不多。另外，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差异性大，单一一成不变的营运模式，不能满足农业产业发展多元化的创新需求。
2.1.4农村土地的利用率低，小块经营与现代化需求矛盾突出。其一，土地利用率低。农村土地资源规划大而全，实际用的具体细节缺失，导致落实起来难度大，专项规划性不强，使着规划与经营不能同步。其二，小块经营与现代化需求矛盾突出。当前土地的分配管理，“分级切块”的均田模式为主，必然导致单户经营的土地小而分散，不利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更严重的是，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城市务工人员增多，闲置的土地以粗放经营管理，导致产出效益极低，而影响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篇六：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视域下健康乡村的内涵、建设现状与路径选择
作者：张检何中臣唐贵忠来源：《重庆行政》2020年第03期
新时期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居民的健康需求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而现阶段我国农村卫生与健康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整体偏低，由此直接阻碍了乡村居民健康素质的提升和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1]。健康乡村项目作为解决农村环境与健康问题的综合策略，根据十九大报告的有关精神，推动健康乡村建设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抓手[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乡村建设”，于2020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同样指出“国家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设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健康社区”。据此，本文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健康乡村建设的现状及路径展开探讨，以期为解决农村卫生与健康问题、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政策参考。
一、健康乡村的内涵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健康村”概念，将其定义为：具有较低传染病发病率，人人享有基本卫生设施和服务，社区和谐发展的农村[3]。2008年，衛Ⅺ项目即“世行贷款/英国赠款中国农村卫生发展项目”开始在国内展开，项目结合我国国情将健康村定义为：具有卫生安全的物质和生活环境、良好的健康意识和生活方式、疾病得到较好的预防和控制，能在保护和促进村民健康方面可持续性开展工作的行政村[4]。而新时代下，健康乡村的概念早已突破了医学的范畴，其要素在涵盖医疗服务、疾病防控、人居环境整治、健康教育等传统健康领域的基础上，外延至资源保护、污染治理、社会保障、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康养产业等领域。
综上，笔者基于我国现阶段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对健康乡村的内涵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了延伸，将其定义为：从乡村规划、建设到管理多角度体现“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具备健康人群及促进人群健康发展的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并以“健康”为生产要素推动生态、生产、生活系统全面协调发展的乡村有机整体。
二、国内典型地区的健康乡村建设模式比较
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村”概念以来，国内有部分省市相继开展了类似的创建活动，如：北京市的“健康促进示范村”创建活动（2005）、上海市的“百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2006）、江苏省的“农民健康工程”活动（2006）等，开创了我国健康乡村建设的先河。2008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村村卫生村’基础上，积极推进健康村建设
工程”。同年，“健康村探索与创建”作为卫Ⅺ项目重点工程之一在江苏省海门市、重庆市九龙坡区、青海省大通县等项目地区广泛开展，在纳入卫Ⅺ项目的745个行政村中，截止2013年底，共有468个行政村达到建设标准并通过验收。2013年，应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创建美丽乡村”要求，我国于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并形成了适合不同区域发展、兼具区域特色的“美丽乡村”创建模式，如“安吉模式”“猴坑模式”等[5]。见表1。
三、健康乡村建设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理论研究缺失，研究视角和主体立场单一
学界对于健康乡村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整体上还比较碎片化、零散化。研究内容上，文献大多数都是描述型案例分析和居民健康现况调查，缺乏典型经验比较和建设路径探索，更缺乏在案例分析基础上对一般化抽象规律的提炼。从学科视角看，文献多以健康教育、医疗服务、疾病防控、人居环境整治等单一学科角度展开分析，缺乏多学科综合视角的研究。而从主体立场看，文献中有关观点及政策建议，多是站在政府和学者的立场上提出，缺乏基于基层干部和村民视角的调查与研究。
（二）工作机制不健全，健康治理模式局限
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合作度低，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度低，卫生与健康部门单打独斗始终是阻碍健康乡村建设推进的关键瓶颈。资金保障上，健康乡村建设资金尚未将其纳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未形成固定的拨款方式，缺乏项目资助、企业捐款的良性机制，卫生筹资渠道狭窄和资金总量不足并存[6]。同时，社会资本的参与力度远远不够，这也折射出民营企业进入农村健康领域可能面临着较大的障碍。运行机制上，缺少全国或区域统一的健康乡村建设规划引领，评价指标与监督体系也正在探索构架中。
治理模式上的局限同样制约着健康乡村建设的开展。伴随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慢性病患病人口攀升、医疗费用高涨和居民疾病谱改变，居民健康服务需求尤其是对优质健康服务的需求迫切且巨大，传统的以改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为重心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显然已不再适用。
（三）健康资源转换增值受阻，健康产业发展缓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寓意是运用科学合理的要素转换方式，可实现健康资源与经济发展间的互换增值。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卫生与健康工作总是割裂了健康资源与产业经济间的辩证关系，重视农村卫生资源和要素的投入与配置，忽视了将农村自然生态优势、特色中医药医疗服务、养生文化等健康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带动农村融合型健康产业的突破发展。
（四）建设主体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不足
我国健康乡村建设的进程中，通常采用政府推动，由所在区域行政部门创建健康乡村建设领导小组，以项目为龙头，进行统一的组织、倡导和协调，这种自上而下的建设体制有利于目标分解、层层落实，但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基层组织及居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基层组织只是执行上级交办的任务，居民也只是完成行政任务的行政工作对象，“主人翁”意识大打折扣。
四、乡村振兴视域下健康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深入新时代健康乡村的理论研究
针对健康乡村建设进程中的存在的困境和现有研究的不足，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从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局出发，组织并扶持专业研究队伍及人员系统地开展健康乡村理论研究。运用多学科视角，在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对微观主体特别是村民的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厘定健康乡村的基本概念及外延，梳理健康乡村的内在发展规律，厘清健康与生态系统、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夯实健康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
（二）建立健全“四位一体”战略保障机制
健康乡村建设作为一项涉及多领域的长期工程，应尽快建立健全涵盖组织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人才支撑体系和评估考核体系的“四位一体”战略保障机制。见图1。
宏观上，建议研究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立法，建立健康乡村领导机构，全局层面统筹协调。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健康总投入的同时，设立健康乡村建设专项基金。在社会资本准入范围和投资环境上进一步优化，争取国内外项目资金，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健康乡村建设，弥补政府在技术支持和资金籌集等方面的局限。创新落实健康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建立有效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破解“人才瓶颈”的制约，汇聚全社会力量共同投身健康乡村建设。
区域范围上，各地应建立区域健康乡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所属领域除卫生与健康、财政、环保、教育、宣传、人社、基建等部门外，还应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基层干部和村民代表，打破条块分割的“行政孤岛”。实施严格有效的考核奖惩制，激活内力，推动建设进程优质高效运行。依据区域地理和发展阶段特征，以问题为导向，研究编制因地制宜的健康乡村建设规划，并纳入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强化落实。
（三）构建“五领域一中心”健康治理模式
通过健康乡村健康治理模式的构建，实现健康资源的有效配置，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健康需求，促进农村卫生与健康事业同农村产业经济的齐步发展。为此，构建“以培育健康人
群为中心，营造健康环境为前提，优化健康服务为基础，促进健康文化为纽带，发展健康产业为突破”的“五领域一中心”健康治理模式。如图1。
1.培育健康人群。“人人享有健康”是“健康中国”与“健康乡村”的共同价值诉求。健康人群的特征包括身心健康和社会状态良好两个层面，前者可通过提高农村健康服务与保障水平而获得，而后者更倾向于通过文化渲染、促进增收和改善民生予以实现[7]。
2.营造健康环境。面对不容乐观的农村生态现状，应彻底切断牺牲农村生态换取经济发展的恶性链条，实施严格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尤其在垃圾分类处理、农药化肥污染整治、天然林保护等突出问题上加强技术与模式创新，完善多维机制，杜绝恶化，推动农村生态治理体系建设。
3.优化健康服务。从扩大农村健康服务供给总量和优化供给结构两方面提高健康服务水平。扩大供给总量应以扩大有效供给和优质供给为重心，优化供给结构应以改善健康服务的消费结构、投入要素和产业结构为抓手，推动健康服务模式由“以疾病防治为中心”向“综合健康管理”转变。
4.促进健康文化。提升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统率居民健康行为，关键在于加强健康文化建设，其主要手段是健康教育[8]。基层医疗机构和学校作为健康教育最直接、最重要与最理想场所，应在服务和教育的各阶段，渗透健康知识、健康观念和健康行为的相关内容，构建多元化的健康教育模式。针对农村弱势群体和流动人口健康教育薄弱的问题，则需要着重开展专项健康教育计划[9]。
5.发展健康产业。“大健康时代”催生的“大健康产业”为农村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居民健康消费需求的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各地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尽快补齐农村公共交通、水利、居住条件等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短板，构筑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与现实基础[10]。结合乡村发展规划和特色，引入市场化机制，发展“健康+旅游”“健康+养老”“健康+教育”等融合型健康产业，促进健康与经济的良性循环[11]。
（四）重塑建设主体的主体意识
农村居民是健康乡村建设的主体，村民小组、学校、农企、合作社和家庭作为居民广泛参与健康乡村建设的极好平台，应积极推进“健康村民小组”“健康企业”“健康家庭”等“健康细胞”建设工程，以营造建设氛围并构筑健康乡村的微观基础[12]。同时，加大对宣传教育资金的投入，利用宣传栏、文化墙、广播等多样化的宣传方式，结合社交软件、媒体、乡村文化网站等现代传媒技术，带动居民主体意识的形成。此外，对有基础及条件发展区域特色健康产业的农村，在引导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同时，要使居民充分认识到“健康”与“经济”间的互换增值链，变“要你健康”为“我要健康”，激发其投身建设健康乡村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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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学丽
篇七：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及实施路径思考
作者：张洁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5期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其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方略。乡村振兴战略五大总体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分别对应“产业、生态、文化、组织和人才”等多方面的振兴，是紧密衔接、缺一不可的整体布局和实施路径。鉴于此，深刻分析乡村振兴五大总体要求的内在意蕴及联系，这对于理解作为国家宏观顶层设计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表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为：产业兴旺是基础、生态宜居是条件、乡风文明是灵魂、治理有效是保障、生活富裕是目标。落实五大要求，践行实施路径，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乡村振兴;五大要求;实施路径;衔接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5-0061-12
Abstract：Thereportofthe19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putforwardforthefirsttimetheimportantdecisionofimplementingthestrategyofRuralRevitalizationasthebasicstrategyofimplementingthenewdevelopmentconceptandbuildingamoderneconomicsysteminthenewera.Thefivegeneralrequirementsof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are“industrialprosperity，ecologicallivability，ruralcivilization，effectivegovernanceandrichlife”.The“fiverequirements”respectivelycorrespondtotherevitalizationof“industry，ecology，culture，organizationandtalents”.Theyarecloselyconnectedandindispensabletooveralllayoutandimplementationpath.Inviewofthis，itisof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todeeplyanalyzetheinternalimplicationandconnectionofthefivegeneralrequirementsofruralrevitalization，whichisof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forunderstandingthe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asanationalmacrotop-leveldesign.Studieshaveshowsthatthefivemajorrequirementsof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are：industrialprosperityisthefoundation，ecologicallivabilityisthecondition，ruralcivilizationisthesoul，effectivegovernanceistheguaranteeandlivingwell-offisthegoal.ItisaninevitablechoiceforChina'sruralmodernizationintheneweratoimplementthefiverequirements，practicetheimplementationpathandpromotetheRuralRevitalization.
Keywords：ruralrevitalization;fiverequirements;implementationpath;cohesionmechanism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方略。乡村振兴战略可以细化为五大总体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这20字的总要求意蕴深刻，值得仔细分析、推敲、研究。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多方面的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乡村振兴五大总体要求20个字的深层含义做出梳理、分析和阐释，这将有利于深刻理解乡村振兴的国家宏观顶层设计的总体要求，有助于将乡村基层社会的经验研究和国家政策宏观顶层设计理论进行有效衔接，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乡村振兴总体要求意义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这需要建立在深入理解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基础上规划实施，系统科学的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总体要求，并仔细研读、分析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厘清每五分之一总体要求的内在意义。
（一）产业兴旺：产业振兴是基础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和基础。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1]。《意见》对“产业兴旺”的总体任务和目标做出分解，指出“乡村产业振兴”的具体内容是“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实施质量兴农战略，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及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1]。“产业兴旺”有三层内蕴：基础地位、“三产融合”与小农户发展。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產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三产
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产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带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弃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
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产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产
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東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带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弃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
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产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產业兴旺”的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产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带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弃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
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产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产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
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带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棄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
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产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产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
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帶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弃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产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產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
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带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弃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补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
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1.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五大要求的物质基础，发展现代乡村，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乡村振兴的“兴”首先是达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是物质基础，然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才能随之加快推进。
2.“三产融合”是实施策略
“产业”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要求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如何达到“三产”融合则是“乡村产业兴旺”具体的实施手段和策略选择。《意见》指出“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1]。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就是超越了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在坚持“大产业”系统思维的基础上以深化产业链的方式促进乡村的全面繁荣[2]。贺雪峰认为让农村“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就是“延长产业链，使得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及获利机会”[3];孔祥智认为产业发展就是要以农业为中心拓展多种产业，产业作为乡村重要的经济基础，必须得到极高的重视[4]。因此，“产业兴旺”是产业融合的结果，产业融合是产业兴旺的路径。
可见，产业兴旺的关键机制在于“拓展产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因而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农民通过农业劳动生产将生产原料转化为农产品进入市场，通过贸易交换，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农产品的延伸产业包含乡村工业和乡村手工业，手工业产品如非遗苗绣、非遗蜡染工艺品、非遗陶器、手工鸟笼工艺品、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品等进入市场可为乡民拓展市场渠道，促进乡民脱贫、增收、盈利。因此，产业兴旺的“三产”融合机制必然与市场不可分离，走出产品的市场销路才能走出乡村产业化道路，这是一种“融合发展型”市场运行的衔接机制，是农业生产、加工及农业以外的“延伸产品”的市场行为，这是环环相扣、衔接有序的“产业链”。乡村产业可以以农业为中心大力发展工业、手工业、工商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乡村可以“多面开花，多元产业”同步经营，一二三产业之间互为支撑、互相带动、互为羽翼，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可以举办农家乐、农业采摘园、发展茶旅融合、体验旅游……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民增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为例，卡拉村
是“中国鸟笼第一乡”，卡拉鸟笼编织工艺在2009年9月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拉村发展多元手工业但又不局限于鸟笼手工业生产这一单一产业模式，村庄有手工业和旅游业两大支柱产业，卡拉村大力发展多元产业，以鸟笼编织带动旅游业发展，以旅游业产业带动农业种植采摘业，近年来又拓宽发展新业态产业，建立吊瓜基地、蓝莓基地，广泛种植蔬菜、大棚西瓜、鼓励林下养鸡、农家乐经营、开办农家旅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吸引游客到卡拉村体验制作鸟笼，也能品尝苗寨特色农家乐餐饮——斗鸡肉，还能体验田间捉鱼、蓝莓采摘，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互为支撑，相互带动，在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卡拉村2016年底率先实现小康，成为全县第一个小康村。卡拉村从原来的“被嫌弃的地方”“卡拉”苗语也叫“噶咧”（galia），意思是“被人嫌弃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当地人认为“卡拉”就是落后的、贫困的地方，是依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生态美、生活富、生产兴的“富裕村”。对于农业和工业这两种产业的区别的理解，费孝通认为，在乡村基层社会里面，手工业不过是农业生产的補充和延续，工业和农业没有严格的界限，是一个生产活动的两个阶段，表现为“农业依靠土地的生产力提供植物原料，工业把原料制成可以消费的物品”[5]。“产业融合”能以农带工，以工促农，以农业带动手工业，以手工业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反哺农业，以农业、手工业、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其最终目的是使一切劳动产品、服务、资源走向“市场”，使其转化为经济盈利，促进农民增收。
3.促进“小农户”发展是衔接途径
“产业兴旺”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小农户”要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小农户”的产业发展。在我国，“农户”一般指中国乡村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民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是最小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单位[6]。“小农户”是指小规模农户（small-scalefarmer），往往土地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农作物单一，农业劳动力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成员，他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小农户”还体现在农户生产规模小和经济收入少，他们往往拥有一小片土地（土地规模小于10亩），是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当务农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之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获得收益、补贴家用，比如手工业和小商品经营，或者辗转村外，进城务工，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小农户。产业兴旺的主体就是“小农户”。朱启臻认为产业兴旺的基本主体职能是农户，因为农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自觉性和灵活性，而且家庭范围内的经营能够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并获得高效益，他们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2]。
农户可以是“纯农户”，也可以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一般是从事农业，也从事农业以外的非农业经营的农户[7]。小农户可以兼业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兼业农户是“半工半农”户或是半生产半经营户。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农户日益增多，他们身兼多职，身份经常转换，他们不仅在乡村务农，也往返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进行非农经营，是“半生产半经营”户。此外，“产业兴旺”就是要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衔接”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并接”和“并置”，也是“三农”的现代化衔接，这种衔接离不开三种力量——国
家、市场和社会[4]。推进“小农户”“小农户”包括“兼业农户”包括村民、单纯务农户、半工半农户、手工业作坊户、自主或半自主经营户。把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衔接必然离不开国家的外嵌政策力量、市场化渠道的拓展以及农村内生环境的共同作用，只有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乡村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资源优势，实现“产业兴旺”。
篇八：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社会组织具有呼应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作用，有益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可以在动力、资金和氛围上提供帮助。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面临着定位模糊、治理低效和激励有限等困境。社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近年来，我国乡村政治、经济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乡村文化却相对落后。无论是乡村综合文化站的数量、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村民的文化素养，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文化生活的贫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三农”的发展。乡村文化振兴是根据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从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变的目标，提供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活动和设施，培养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技素养和专业职业技能的新型村民。
社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所关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包括参与乡村文化政策的制定、修改和评估；参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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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设施；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等。直接参与途径是承包政府购买的项目为村民提供产品或服务，间接参与途径是经由正式或非正式渠道，表达意见和主张以影响政府乡村文化振兴的决策和行为。部分学者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中理解社会组织，认为社会组织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多元治理理论出发，强调应改变原有政府单一供给公共服务的模式。然而研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学者极少。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政府应给予更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也应增强文化内生引领能力，探索良性的运行机制。现有研究多从微观角度分析某一个村或县的文化振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缺乏宏观的归纳总结。本文从宏观的视角总结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必要性，从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等多个维度研究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试图丰富学界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一、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意义
（一）丰富乡村文化振兴的供给主体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受资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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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利益等方面的限制，政府对于提供给村民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供给不足或供需不平衡的现象。而社会组织的参与改变了以往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服务模式，拓宽了提供服务的渠道，以更有弹性的方式为村民提供文化产品或服务，弥补了政府在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时的缺陷。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以结合当地乡村文化背景、现状以及村民的偏好，提供更加具体和多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此外，村民作为乡村文化的直接受用者，对自己需要和渴望的文化活动有着最直接的体会，社会组织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可以随时表达自己意愿的平台。村民一方面可以直接向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感受，将对文化设施和文化项目的意见直接反馈给相关主体；另一方面村民也可以选择加入适合的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到文化振兴的有关项目中来。
（二）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的物质基础
乡村文化建设相对落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物质条件匮乏，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极其缺乏。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无论是在财政拨款还是在政策制度上都给予了乡村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扶持，但由于中国乡村面积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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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众多再加上文化基础本身十分薄弱，所以尽管各级政府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乡村文化振兴的脚步依然十分缓慢，乡村文化产品缺乏、文化事业建设落后、文化遗产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在多数乡村都未得到解决。
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的特征意味着它的资金并不用分配给组织成员，而是用于组织的发展和活动的开展，这使得社会组织能为村民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减轻村民的经济负担，让文化成为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需求。社会组织公益性的特征使它能广泛汇集社会资金，让更多有志于振兴乡村文化、有公益心的人找到了捐助的渠道，放心地将资金捐助给社会组织。
（三）共建乡村文化振兴良好氛围
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性质和领域来看，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多元的，需要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村民共同合作，营造一个分工明确、体系完备的治理环境。社会组织的性质意味着它能在政府、市场和村民之间起到中介、协调和沟通的作用，从而提高各主体治理效率，完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共建乡村文化振兴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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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乡村文化建设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村民被动参与，这种建设方式既单一又低效。从建设内容上来看，政府难以突破以任务为导向的模式为村民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实施效率上来看，村民敷衍配合的态度严重拉低了文化振兴的进程。而社会组织的参与改变了这种格局。许多农村自发、传承性的社会组织其成员就是村民本身，它以一种来自村民、服务村民的方式，让村民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参与者，这种身份能让村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提升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使乡村文化振兴的理念深入村民心中，在乡村中形成一种重视科学文化、崇尚科学文化的良好氛围。
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打造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然而在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实际进程中，依然面临着重重阻碍，对于振兴乡村文化而言，社会组织更是道阻且长。
（一）定位模糊：乡村文化振兴中政社角色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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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政企分离”之后，“政社分离”如今也成为减轻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有许多方面落实不到位。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定位不分、角色不明会给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带来诸多困境。首先一点就是会导致社会组织的身份尴尬。在如今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尚未完全实现的现实情况下，存在有某些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利共生”或是某些政府部门业务主管单位与相关社会组织形成利益联盟的现象。原本应和政府保持着平等合作、买方与卖方关系的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的“依附者”或是“下级部门”。这种模棱两可地身份不仅使得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时很难准确地把握自己的目标、独立决策，也使得村民无法分清社会组织究竟是政府的“替代品”还是公益机构。
篇九：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现状,经验及路径研究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困境及路径摘要：社会资本是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量。转型期乡村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存量减少，信任动摇、规范乏力、关系网络松散等现实问题严重弱化了社会资本在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中的协同合作能力，阻滞了乡村治理步伐。因此，重塑社会资本需要培育乡土认同，夯实信任根基;整合规范、完善制度;重塑政府角色，再造乡村治理网络。
关键词：社会资本;乡村治理;信任;规范;网络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乡村生活的需求与城乡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加剧了这种矛盾。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增长至2018年的59.58%，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乡村衰落日益显现。乡村精英流失、乡村“空心化”、社会结构分层、规则体系断层以及现代文明的不断输入和渗透等都导致乡村社会资本大量流失，给乡村治理带来极大挑战。因此，探索适应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路径，实现乡村振兴，重塑乡村社会资本尤为关键。
一、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的内涵阐述诸多，其中帕特南的界定最具代表性，他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由此，我们可理解为：社会资本是信任、规范、网络、参与、合作、互惠互助等要素的集合，而这些也正是推动乡村治理的基础性社会资源。因此，乡村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在内涵上具有一定契合性。
但二者的关系应从社会资本的基本特性着手辩证理解。乡村社会资本强调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模式;以地缘为基础的情感认同;情大于理，人情规范高于社会契约。一方面，乡村社会资本强调血缘、亲缘和地域有助于建立信任根基，增强凝聚力，促进高度一致的利益共同体的建立等都对乡村治理中秩序维持、资源配置、道德教化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忽视制度规范、排斥现代法治等对乡村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甚至会助长地方黑恶势力。文章即在此基础上对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和路径进行探讨。
二、转型期乡村社会社会资本参与治理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我国大力着手破除阻碍城乡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体制，呈现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伴随着转型期乡村社会变迁，乡村社会中以“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为核心的传统社会资本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弱化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能力及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使得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一）信任动揺：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下降
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取决于“信任”，而影响信任基础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乡村社会人员的稳定性。
近年来，城镇化加速发展，为追求更好的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条件，乡村居民大量涌入城市，导致乡村社会“空心化”尤为突出。加之，在国家“三农”利好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许多乡镇企业借此发展起来，使得大量的人口流入农村，人员更新和流动性加速导致乡村社会原有稳定的人口结构被打破，“熟人”社会日益瓦解，冲淡了原本因血缘宗族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信任根基。
信任根基的动摇直接影响了社会资本的参与意识与能力。社会资本参与意识的强弱和参与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一定的利益导向与认知深浅。在信任薄弱的乡村社会，公众所掌握的信息极为有限，且信息不对称极为明显，有限的信任加之有限的信息获取量导致公众很难有效交流、运用和处理信息，因而导致参与意愿降低，参与动力不足，参与能力下降，参与行动被动且滞后。
（二）法制规范落后：参与结果和效果有限
帕特南曾说：“在一个相互熟悉、互动频繁、团结互助的社区，平等交换的规范和互信都不难建立。”在城乡融合进程中，原本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开放性和流动性日益增强，一部分人出去，另一部分人进来，地域和身份界限日益模糊。新加入的群体进入乡村社会之初即使本着有用原则和利益目的，一切以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原则取代了原本宗亲血缘关系下的日积月累约定俗成的“礼治秩序”，传统的道德禮俗等非正式规范逐渐失去了约束力。群体目标各异，乡土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行动更难一致，参与效果的长期性很难保障，一些问题甚至反复出现。目前，我国乡村法制建设比较落后，缺少专项法律规范的指导和规范，法制观念淡薄，各种违法违规现象屡见不鲜，执法环境空白，法制教育缺失，现代社会资本的运行缺乏法律规范的保障，制约着社会资本的参与。
（三）关系网络松散：参与广度与深度受阻
乡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人员重构导致原生态的乡村社会关系被冲散的支离破碎，相互间交往减少，生疏感和隔阂增多，社会人情关系淡薄，关系网络不紧密自必会削弱参与的效果。
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城乡地域空间界限日益模糊，出现诸多的城乡结合部，乡村场域网络由封闭转向开放。大量的乡村精英走向城市，大多行动不便或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被留在乡村，而一部分目的性明确的“经济理性人”走进乡村，这两类群体很难在意识和行动上达成共识，彼此之间人情淡薄，“经济理性”日益占据了“人情关怀”。而在松散的关系网络中，“经济理性”导致相互间的凝聚力不强，信息共享更为困难，信息的传播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导致参与治理的成本加大，势必会影响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使得多数人在利益的驱动下浅尝辄止，不利于促进协同合作。
三、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一）心理基础：培育乡土认同，夯实信任根基
乡村社会资本是指：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庄领袖、组织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的关系网络。首先，横向来看，当前村庄“空心化”的严峻现实，现有的关系网络主要由老人、儿童和妇女组成，较为消极被动，关系网络较为松弛。其次，纵向来看，由于乡村精英的流失，村民对基层领导干部的决策抱有质疑和观望的态度，干群矛盾难以有效调和，很难形成合力。
乡土认同感是指：人们由于共同的生长环境、生活习惯、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建立起的对村庄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是维系社会资本有效运行的关键，是乡村治理的内生力量。如果村民缺乏对村庄的主观认同感，不认为村庄是“我的村庄”，出现与己无关，或是抵制、对抗等情绪，那么横纵向网络就不能有效联结，也不能产生促进乡村治理的持久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