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年轻的郎中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随后，张骞又数次通西域，并从西域带回了葡萄、大蒜、石榴和核桃等，也带回了用葡萄釀酒的技术。从此，葡萄酒开始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东汉末年，有位名叫孟佗的人，不知从哪儿搞了一斛葡萄酒，献给了被当时的小皇帝刘宏呼为“阿父”的大太监张让。张让喜不自胜收，随后赏给他一个凉州刺史的官。有人推算，当时的“一斛”约等于现在的20升或40来瓶。用40瓶葡萄酒便“换”得个刺史的官职，也足以说明当时葡萄酒的价值。
胡林翼，湘军悍将，晚年任湖北巡抚。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面，返回武昌，路过长江，正好见到湘军水师浩浩荡荡逆流而上，鼓着风帆乘风破浪。胡林翼很高兴，他感觉耀武扬威，非常气壮。这时，突然开来一艘英国的火轮船，也是逆流。火轮船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把湘军水师的一条船给掀翻了，有人落水，旁边船的士兵纷纷跳下去救人。胡林翼当时一个跟头从马上摔下来，周围的人把他弄醒，问胡大人怎么了？胡林翼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跟胡林翼同时看见火轮船的人很多，但他们只觉得是个稀罕物，没有人觉得天要变。但胡林翼不同，他第一次看见人类获得了异己的力量，这条船不靠风帆，不靠浆橹，速度还非常快。胡林翼感觉到天要变了，这是当时先进者对危机的认识。
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当政。她是亨利八世的私生女。当她25岁即位的时候，就成了欧洲未婚女人中最有价值的一位，总共有50多名君主向她求过婚。她把婚姻当成最宝贵的筹码，从中获取丰厚的利益。每当英国需要某个国家的支持或缓和关系时，女王就开始放出消息，打算寻找意中人，让那些王公贵族忙活好久，耗费许多钱财，而女王却赢得了喘息之机。她统治英国45年，一手打造了“日不落”大不列颠王国。
12世纪，罗曼蒂克故事风靡一时，当时任何进入法国巴黎的外省骑士都可以轻易得到一本花都贵妇的花名册，详细记载着她们的地址、性格、爱好和容貌，供乡下青年选择。爱情成为贵族女人的一种时尚。女人教会了男人“文明地尊重女人”的习惯。丈夫的情妇和妻子的情夫都被对方容忍和尊敬。
12世纪，埃莉诺先后当上法王路易七世和英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在其所生的5子3女中，有2个儿子做了英国国王，3个女儿嫁给了其他欧洲君主，她因此被称为“欧洲的祖母”。这位“欧洲的祖母”把典雅爱情引进了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宫殿。埃莉诺及其女儿们甚至还创办了“爱的法庭”，裁决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爱情，确定了典雅爱情的31条原则。
1137年，埃莉诺与路易七世结婚。婚后，活泼的埃莉诺与丈夫一本正经的家人相处得并不愉快。她婆婆认为埃莉诺太轻浮，对路易七世是坏影响。婚姻末期，埃莉诺因与当时只是诺曼底公爵的亨利二世私通，所以多次尝试令婚姻被宣布无效，却被教宗尤金三世所拒。尤金三世更命埃莉诺与路易七世再开始同床共枕；几个月后，埃莉诺终于怀孕，但生出来的却仍是女儿。路易七世无奈，宣布婚姻无效
19世纪中期，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维多利亚时代充斥着中产阶级的道貌岸然。广告中出现的女式内衣都是折叠起来的，为的是不让人看到内裤的裆部。鸡胸脯都不能直呼其名，只能以“白肉”呼之。后来丘吉尔就被一个严肃的贵族女人纠正了他有失检点的口误。丘吉尔为了弥补过失，就给那个女人送了朵玫瑰，恭敬地说：“请把花别在你的‘白肉’上。”
1931年10月，末代皇帝溥仪和文绣达成了法院外协议离婚。离婚理由为两人结婚9年竟从未有过性生活。此事成为当时爆炸性新闻，报纸用的标题净是“妃子革命”、“破天荒--皇妃跟皇帝打离婚”等，而“离婚的5个条件”中的最后一条：“经双方协商，文绣离婚后不准再嫁人”。
德黑兰会议期间，敏感的斯大林不放过任何信息，哪怕是会议桌上丢弃的小纸条。他的私人翻译帮他找到了一张丘吉尔丢掉的小纸条，上面写着：温斯顿，您的裤子拉链开了。下面是丘吉尔的笔迹：谢谢。老鹰不会从窝里掉下来的。斯大林读到此处也是乐坏了。
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很实际。夫妇俩去游览雅典山上的卫城，林语堂被那些古建筑感动得兴奋不已，而廖翠凤却说：“啊唷！我才不要住在这种地方！买一块肥皂都要下山，多不方便！”林语堂喜欢这样的现实态度。因为它真实不虚伪，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林语堂都是很欣赏的。他最受不了的是做作。他最讨厌上海有钱人家的弱不禁风的少奶奶，讨厌那种花枝招展、嘻嘻假笑、逢场作戏的“小姐”。
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出口到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美国。1990年，一位美国人在阅读他购买的录像机使用说明时，注意到说明中关于如何调整录像机日期的例子是12月7日。而12月7日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卷入二战的纪念日。
公元17世纪，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把埃及国王的木乃伊身上的粉末收集起来。他想使自己变得与他们一样的伟大，因此把这些粉末涂满全身。他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却因那些粉末感染上了皮肤病，而寿终正寝了。同一时代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三世因为高烧而去世，他发烧的原因是长时间坐在炉火旁。既然他知道温度高，为什么不从炉火那里移开呢？因为那不是他国王该做的工作。宫廷里负责照看炉火的佣人没有上班，他的工作才是把国王的座椅向后拉。似乎那个时代欧洲的君主都是太有才了，比如恐怖的伊万曾下令屠宰一头大象，只是因为它没有向他鞠躬。而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更有创意，她让自己的仆人作了一尊微型大炮，只是为了对准她房间的跳蚤开炮。
1916年，袁世凯冒天下大不韪称帝洪宪，招来天下共伐之的结果。而据说称帝的原因居然是听信其子袁克文的“只有成为真名天子，才能突破其家族的短命大关”。结果，袁世凯称帝后不到百日，便死了，只活了57岁。
公元1281年夏，大风改变历史：元军10万准备在日本九州登陆，入侵日本，但可惜的是他们的统帅忘记了季风的存在，结果可怜的元军士兵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于一场持续两天的台风后，与战船共沉海底。
鲁迅和林语堂原是意气相投的老朋友，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慎把吸剩的烟头随意一扔，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竟把林语堂的蚊帐烧去了不小的一角。林语堂将火扑灭后，心里十分不悦，便厉声责怪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的火气太大，有点小题大做，太伤人了，便还了几句嘴：“完全烧了便怎样？一共也不过五块钱罢了！”林语堂正在气头上，当然不让，于是两人便争吵起来。两人一位是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幽默大师”，一位是举世公认的“左翼文坛之雄”，竟然为了这事大伤和气，自此绝交。
孔子的学生曾参在瓜园除草，不小心把瓜根弄断了。其父大怒，抄起大杖打他。曾参伏在地上不敢动，任由老爹抽打，被打得昏迷过去，过了很久才醒过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便责怪曾参说：如果是用小棍子打你，你可以受着，若是用大杖打你，就应该逃开。在父亲的暴打之下，你若死了，就要陷父亲于不义的。
曾参一听，觉得有理，立刻向老师认错，表示改正。
由于游泳有暴露身体的危险，一些“笃信基督”的道德国家从中世纪起就用一系列理由阻止女人游泳甚至洗澡。而这种不讲卫生的“道德习惯”，使得欧洲诞生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香水”，另一个“黑死病”。17世纪，一些与医疗有关的洗浴方式才增加了女人的洗澡机会。不过，那时洗个澡可是够活受罪的，女士们必须穿上长及脚裸的厚汗衫，外加一顶帽子，以掩饰体形并保持体面。她们的帆布浴衣僵硬而宽大，有着牧师教袍那样的大袖子，这种衣服能在水中张开，成一个大球，使人看不见体形。她们一出水面，侍者就会给她们穿上长睡袍和拖鞋，以免她们潮湿的衣服将身体勾勒出来。
1970年，日本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三岛由纪夫，率领一批支持他的坚定分子占领了日本自卫队的一个驻地。他对那里的士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要求回归古代武士的崇高精神。演讲完毕，三岛由纪夫按照日本传统的方式剖腹自杀，并有一个跟随者以武士的方式砍下了他的头。可悲的是那些士兵对这位作家的讲话不屑一顾，并通知警方逮捕了他的那些追随者。
一位画家请教了爱因斯坦这样一个问题：“人生有成功的公式吗？”爱因斯坦思索了一下，说：“有，有，就是W＝X＋Y＋Z。”画家问：“这是什么意思？”爱因斯坦解释说：“W代表成功，X代表艰苦劳动，Y代表正确的方法，Z就是少说废话！”
1918年11月7日，梁济出门，遇到儿子梁漱溟来与他讨论欧战新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问。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三天后，梁济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投湖自尽。这一天，距离他的六十大寿只有四天
1965年，韩国汉城一家电影院的经理觉得影片《音乐之声》过于冗长。于是他采取连该剧导演都不曾想到的聪明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剧中的所有歌曲全部剪掉了。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但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张继找到孙中山说，袁氏早晚会叛民国，如果他是国会议长，就有机会见到袁，必要时他可以打袁世凯一顿，不惜自己性命也要为国家除害，孙中山听了大为感动，乃叫党人投张继的票，作了国会议长。
60多年前，钱钟书在面对未来的选择时说：“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大学不能去；伦敦空气太差，牛津大学也不适宜，还是回北京吧！”文革期间，钱老受到了世所罕有的礼遇和重用，光荣地干上了乡村邮递员的美差。生活之余，有人提及当年的选择，问他后不后悔，他灿烂一笑，来了句现在十分流行的话：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每年花费在咖啡上的费用相当于今天的15000美元。据说，十七世纪的欧洲，喝咖啡的习惯不是放糖，而是放芥末。那个时代的欧洲对芥末很有偏好，因为这东西能让他们打喷嚏，因为那时打喷嚏被认为是教养好的一种表现。后来代替芥末的是鼻烟的流行，它也可以使人打喷嚏，从而显示高人一等。
公元1590年，法国发明了高跟鞋，在上流社会一时风靡，男人们穿上它，用来显示权力地位高人一等。然而穿高跟鞋的男人们很快就发现，当你每走两三步就会摔跟头的时候，这种高人一等就难以维持了，于是聪明的他们便把这项发明转给了他们的妻子。
公元5世纪，当时的印度由于宗教原因，没有死刑，但他们的神判却要了不少人的命，如让犯罪嫌疑人服毒、跳上烧红的铁板，看他死不死来判断其是否有罪。但其中有一种方法很特别，就是找一个天平，把犯罪嫌疑人放在一边，另一面放一块石头，如果人比石头重就是无罪，否则就有罪，在那时，胖子总是无辜的公元4世纪的匈奴战士把可怕的外表当作战争中的心理武器。他们为了制造可怕外表，把男婴的头部包扎上，等这些男孩长大成人去同敌人作战时，就有了一张丑陋骇人的面目了。此种做法使得当时匈奴婴儿的成活率只有18%，很多婴儿是因为头部的包扎窒息而死的。
1851年永安封王同时，虽然当时处境艰难，洪秀全已拥有了36个妻妾，东王杨秀清也由起义前的光棍汉变成了拥有36个妻妾的王爷。连翼王石达开也有7个妻妾，为了达到绝对占有这些女性的目的，洪秀全开始推行古代帝王皇宫的太监制度，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阉割，据史料载：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不久，洪秀全就下令一次阉割十岁以下的男童800-900人之多，因阉割的"技艺"不精，存活的仅有"十之二三"，然后分给天王、东王、翼王等，在近代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一幕。
抗战时期，蒋介石向“一代儒宗”马一浮请教治国之道。马说：“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
物。”蒋闻之愕然。
冯玉祥将军一生提倡廉洁俭仆，不准人家穿绸缎衣服，一见穿绸缎的人，他总是想办法使之难堪。有一次，他看到有个士兵穿着一双新缎鞋，便连忙上前深深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而且左一个大揖、右一个大揖，把那个士兵搞得莫名其妙，不知所措。最后，冯玉祥对士兵说：“我并不是给你行礼，只是你的鞋子太漂亮了，所以，我不得不下拜！”那士兵吓得赶快把新鞋脱掉，赤着脚跑开了。
美国前总统里根，连任两届总统，执政八年，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一次，他与人聊天时说：“有人说我是世界最有权势的人，可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每天早上，白宫一位官员把一张纸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告诉我每一刻钟要做的事。我认为，他才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国学大师刘文典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沈并没有搭理他，一边跑开了。
周总理病逝后，已经95岁的马寅初一定要去吊唁，并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他激动地说:“我就是死了也要去!总理自己已身患重病，还特地派医生来看望我。我一定要去吊唁，万一吊唁完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后来，马坐着轮椅去向周总理遗体鞠三个躬，绕遗体两周才告退。
1936年马寅初住在杭州时，经常带着他的儿子去澡堂洗澡，因此与澡堂里的服务员混得很熟。服务员见马氏父子夏天穿的背心总是有洞，冬天穿的长袍也很破旧，忍不住疑惑地对马寅初说：“马先生是省府委员、经济学博士，还穿这么破旧的衣服？”马寅初风趣地说：“夏天背心有破洞穿着很凉快。”又说：“衣服的作用在于保暖，新旧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穿就行，不必讲究！”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手臂，言词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必须撑雨伞。”
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马寅初，青年时期学习非常刻苦，生活也很清贫。白天上课，晚上还要挑灯读书。他用不起电灯，油灯燃料用的是相对便宜的菜油。有一次，一位朋友来他宿舍探望，发现灯光非常昏暗，便为他点上了两根灯芯。马发现后，立刻把其中一根
熄灭，歉意地对朋友说：“我点不起两根灯芯，请别见笑！”
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觉得奇怪极了；而他所穿的鞋，联大学生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他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
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
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罗念生，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自己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都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他儿子回忆说，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父亲凑近他，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轻声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原来他发现，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这在餐厅建筑设计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他总是随身带着量尺与小本子，以便随时记录的。
1987年，菲律宾前总统访华，谈到南沙问题时说：“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小平抽了口烟，不紧不慢地说：“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菲律宾不敢再提对南沙拥有主权。
当年陈序经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乘车外出，沿途无论遇到学校出来的教授、干部，还是工人，只要车上还有位子，他都让司机停下来，请上车，顺路送一程。法律系主任燕树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只得亲自当街摆卖家私杂物，引起轰动。陈序经得知后，设法给燕树棠送去钱，还打躬作揖地恳求：“以后不要再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
1910年，晚清小说家陆士谔在小说《新中国》中，预言100年后，中国将举办万国博览会，地点在上海浦东。他畅想电车已改为地下行驶，“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还有“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
梁实秋曾写《谈麻将》一文但并不擅长打麻将。梁实秋自小家教甚严，及到读书，他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也留下了对麻将的坏印象。梁实秋身边好友如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麻将爱好者和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一赶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往往反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干脆不如不打。”
抗战胜利后，画家张大千在上海欲回四川老家，友人们为他设宴饯行，邀请了当时许多社会名流参加。好友梅兰芳也来了。席间，张大千向梅兰芳敬酒说：“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众人莫名其妙，连梅先生也不解。张大千笑着解释：“你是君子，唱戏动口；我是小人，画画动手。”
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后来他又去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三十三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
蔡元培十分平易近人，常常与学生打成一片。一次，他与学生座谈，问在场的学生：“一加一等于几？”学生们个个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蔡元培此问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于是都不敢贸然回答。过了很久，才有一个学生鼓足勇气说：“先生，一加一等于二。”蔡元培当即大笑，说：“对嘛。一加一就等于二嘛。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竟然连真理都不要了。”
陈独秀性格刚硬。少时，祖父教其读书，管教甚严，小独秀常因背不出书而遭受皮肉之苦，然无论如何般毒打，他总一声不哭。祖父为此怒不可遏，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辜鸿铭对“改良”二字极为厌恶，刚入北大那年，在开学典礼上，他借题发挥说：“现在的人用词极为不通，譬如说?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现在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闻听此言，台上台下哄笑一片，无不为之绝倒。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时，学生们见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辜见此情形，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可是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那么容易剪掉了。”从此以后，他上课时就再也没人敢笑话他了。
光绪二十八年，慈禧太后过寿，两湖地区各衙门张灯结彩，并唱新编的“爱国歌”以示庆祝。辜鸿铭对梁鼎芬说：“满街都在唱?爱国歌?，竟未闻有唱?爱民歌?的。”梁鼎芬回答：“那你就编出歌词来给大家唱吧！”辜鸿铭略一思索，便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近代著名国学大师辜鸿铭是个怪才，也是个怪人。他对女人小脚兴趣极浓。他与妻子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就把她的三寸金莲视为珍宝。每当无聊时，辜就让她脱掉鞋子，把裹脚布一层层解开，低下头，贴近鼻子，如闻花香，感到无限舒坦；每当写作需要灵感时，他便将淑姑叫进书房，让她把玉足放到他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辜右手提笔，左手抚弄着妻子的脚丫子，时捏时掐，自得其乐。据说，此时，他文思如潮，妙笔生辉。抚弄之外，他还津津乐道地加以评述：“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子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康有为为此送辜一副“知足常乐”的横幅，辜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学部侍郎乔君对辜鸿铭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回答：“天下之道只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时，主持预备班学生的淘汰考试，在复查学生试卷时，发现一篇佳作被汉文教习斥为“悖谬”，只给了40分。严对此文十分欣赏，动笔为之稍加润色，便成上乘之作；又自己出钱，奖励该生10元。他甚至还遗憾自己的女儿太小，不能许配给该生。
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在北大任教时，有一门课被排在下午两三点。一日，林纾又看到学生们昏昏欲睡，便把课本一合，说道：“下面我为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为之一振，林纾接着说：“有一个风流和尚，一次经过一座桥，看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们此时已集中精神听他讲故事，但林纾此刻却不讲了。学生们请他继续讲那和尚和那美女后来怎样，他幽默地说：“没什么，一个向西，一个向东，走了。”此刻学生们已睡意全无。林纾曾说自己：“生平冷僻，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袭。”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管学大臣张百熙爱才如命，但不喜欢谄媚之徒。曾有一位青年为张所器重。一次，张的小妾生病，这位青年知道后，居然在家中设立香案，天天为之祈祷。张闻听此事后，叹息道：“我一直很爱他的才气，但我没想到他的德行却是如此。”后来就逐渐疏远了这个青年。
坐落在加拿大温哥华岛西岸、被誉为“滑浪之城”的托菲诺为了保护其独特的慵懒城市风格而至今没有开设快餐专卖店。麦当劳在世界各地无孔不入，却在这个小城吃了闭门羹。该市区议员称“这是要保护某种我认为非常独特的东西”。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慕名而来的学生甚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他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半个小时竟也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胡适耳里，他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1938年，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为了迎接第二年将举行的纽约世博会，并配合当届世博会“未来世界”的主题，他们决定在世博会场馆地下，埋入一个装有当代文明记录的“时间舱”，并在地面的石碑上注明：直到5000年后才能打开。时间舱内装着不同的布料、金属、种子和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电话、电动剃须刀、丘比特娃娃、一包万宝路香烟，甚至还有一封爱因斯坦写给5000年后人类的信，信中写道：“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创造性的发明，这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焦虑地奔忙。而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总是过一段时间就要互相杀戮。这让每个想到将来的人，都会充满忧虑和恐惧……与那些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相比，普通大众的智力水平和道德品格都要低得多……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应当会怀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来阅读上面这几行文字吧。”
1904年世博会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当时美国邀请各国元首出席，慈禧特派贝子溥伦率团参加，副团长则为曾经留学美国的黄开甲。让我们看一下，1904年中国馆的展品：穿上海、北京、宁波和广州服装的小脚妇人各一人，和尚一人，老爷一人，兵丁一人，苗蛮七人，小城隍庙一座，小县衙门一座（内具各种刑具为文明国人所未见），小木人数百个（皆泥工、苦作、肩挑、贸易、娼妓、囚犯、乞丐、洋烟鬼等类），小草舍十余间，枷号一方，杀人刀数柄，洋烟枪十余支，洋烟灯数具。这就是陈设在中国馆内向世界展示的内容。唯一的一件正事是：清末开办的启新洋灰公司的马牌洋灰，获得了该届世博会的金奖。
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科罗拉多大学两位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助兴。闻一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甚为窘迫。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牌，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1909年美国决定退还庚子赔款部分款项，用于中国办学和派遣留美学生。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一个工科生问巴菲特说，如果我有一天想应聘你旗下企业经理人，我应该具备什么素质？或者说，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你的继任者？巴菲特立马回答道：很简单，杀了我吧!
林徽因从美国给徐志摩发电报，说自己孤单苦闷。徐大喜，次日一早就去回发电报安慰她。电报局的员工看了说，先生，今天早晨已经有四位先生给这位女士打电报了--原来，林徽因给好几个男人发了同样内容的电报。这就是最早的群发。
爱因斯坦一位女友打电话给他，最后要求爱因斯坦记下她的电话号码，以便联系。“我的电话号码不好记，请您拿笔记一下。”女友说道。“说吧，我听着。”爱因斯坦并没有拿笔。“24361。”“这有什么难的？两打和19的平方，我记住了。”
昨晚，被称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世博会开幕式上唱出了《今夜无人入眠》。37年前，父亲凑在他的耳边说：“小家伙，别气馁！这个世界属于每一个人。虽然，你看不见你眼前的世界，但是，你至少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让这个世界看见你！”
篇二：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
民国奇人刘文典阅读答案
民国奇人刘文典
鲁先圣
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作为当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他的思想学问博大精深。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
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专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是他本人。这话可以与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才高八斗”论相媲美。当年的谢灵运也是心高气傲的人，他写的诗艺术性很强，尤其注意形式美，很受文人雅士的喜爱。诗篇一传出来，人们就竞相抄录，流传很广。宋文帝很赏识他的文学才能，特地将他召回京都任职，并把他的诗作和书法称为“二宝”，常常要他边侍宴，边写诗作文。一直自命不凡的谢灵运受到这种礼遇后，更加狂妄自大。有一次，他一边喝酒一边自夸道：“魏晋以来，天下的文学之才共有一石，其中曹子建
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共分一斗。”两人的高傲简直如出一辙啊！
刘先生最经典的怪诞故事发生在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期。安大闹学潮，蒋介石来安庆视察。蒋介石看他外表邋里邋遢，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不高兴地反问：“你就是蒋介石吗？”蒋介石命令他惩办罢课学生。他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蒋介石非常气愤，严厉指责刘文典没有尽到管束学生的责任。刘文典毫不退让地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你是军阀！”奋勇扑上来要打蒋介石。被拉开以后，蒋介石不得不自下台阶骂道：“真是个疯子！”
一直研究古典文学的刘文典最瞧不起新文学运动。因此，因为新文学白话小说的成就驰名国内被聘任为教授的沈从文，遭到刘文典的公开侮辱和蔑视。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并在课堂上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昆明遭日军空袭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陈寅恪向防空洞奔跑，看到沈从文也匆匆地跑，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幸亏年轻的沈从文很有涵养，不与他计较，假装没有听见地赶快躲开，不然，他恐怕是免不了年轻人的一顿拳脚的。
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决定将刘文典解聘。因为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原因是他喜欢抽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当地的朋友知道他的爱好，就邀请这位大学者去。他自作主张地一口应承，只跟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课程走了，而且乐而忘返，一去半年不回。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他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还要求校方给他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影响很坏，深为师生诟病。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坛上怪人奇人很多，但是毫无疑问，刘文典先生是数得着的一个人物。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刘文典认为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得庄子，庄子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自己的恩师，半个是自己。这种说法既表现出刘文典的自负，同时也体现出他对老师的尊敬。
B．安大闹学潮，刘文典面对蒋介石的指责，毫不退让，破口大骂，甚至要与蒋介石动粗。从这一点来看，刘文典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已是深恶痛绝，甚至到了忍无可忍的程
度。
C．研究古典文学的刘文典瞧不起白话文运动，将这种怨气自然就撒在写白话小说的沈从文身上，只不过沈从文涵养深厚，对此不大在意。
D．刘文典做事往往率性为之，为吸食上好鸦片，到云南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这引起了闻一多的强烈不满，执意要解聘他。
E．本文摘取了刘文典人生的若干片断，描写了他非同寻常的一些事迹，表现了他“荒唐怪诞”的性格特征。
(2)刘文典“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的“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举例分析。(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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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章的第2段中，作者为什么要介绍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情况？(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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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刘文典的一些做法，闻一多非常不满，坚决主张不再聘用。你对闻一多先生的做法有什么看法？结合全文，请谈谈你的理由。(8分)
12．(1)解析：本题考查对文章内容分析和概括的能力。A项，“另一个是自己的恩师”脱离原文，没有依据，后面“也体现出他对老师的尊敬”没有着落；B项，“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已是深恶痛绝”也是想当然，与原文不符；D项，“到云南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只是引起闻一多强烈不满的一个原因。
答案：答E给3分，答C给2分，答D给1分，答A、B不给分。
(2)解析：本题考查从原文中筛选信息并整合归纳的能力。要找出“狂”的表现，必须找准相关区域，然后进行归纳概括。
答案：①做学问自视清高。认为天下懂庄子的除了庄子本人外实在太少；研究古典文学，蔑视新文学运动。(2分)②面对强权有铁骨铮铮。安大学潮时与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发生冲突，差点儿同他动粗。(2分)③授课不拘常规。讲课时边
吸鸦片边讲，还要求校方给他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2分)
(3)解析：本题考查对传记的表现手法的理解分析能力。在第2自然段，作者写到刘文典研究古典文学，尤其《庄子》，引用了他的“两个半庄子”的说法，同时拿谢灵运与之比较，说服力非常强。答题时，注意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答案：①谢灵运才高八斗，心高气傲，狂妄自大，与刘文典的恃才傲物，品格相似；(2分)②谢灵运的诗篇竞相抄录，其文学才能得到宋文帝的赏识，从侧面反衬出刘文典怀才不遇的孤高性情；(2分)③作者以谢灵运与刘文典类比，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增强了趣味性和可读性。(2分)
(4)解析：本题考查从不同的角度发掘文本所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的能力。答题时，要联系文本，结合实际理解分析。闻一多执意不再聘用刘文典，对于此事，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言之成理即可。
答案：(示例一)不同意闻一多的做法。(2分)刘文典的“狂”是他精神上的独立，他不依附任何权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是一种对尊严的坚守。人人身上都可能有瑕疵，我们不能一叶障目，要多看其积极的一面。(6分)
(示例二)同意闻一多的做法。(2分)刘文典的“狂”虽然有
其真才实学、捍卫独立和尊严的一面，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工作者，更应该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要坚守心灵的一片净土，不应因自身的嗜好而受人诟病。(6分)
篇三：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
刘文典怎么死的刘文典，民国时期国学大师，人称怪杰国粹，他可以活在纷乱的民国，却熬不过红歌嘹亮的年代，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刘文典怎么死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刘文典怎么死的刘文典老先生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全国上下各大高校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序幕拉开，刘文典老先生就成为了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之一，他的古体诗也遭到莫须有的污蔑，被视做反动诗。1957年，刘文典先生被视为右派，遭到批斗，直至1958年的交心运动。但是刘文典的性格是绝不允许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1958年云大贴出他的大字报，但是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做法被刘文典嗤之以鼻，刘文典总是用轻蔑和不屑的态度对待这些侮辱，这就致使刘文典成为被批斗的中心，当时云大的党委书记还在大会上公开强调，刘文典是中文系难以攻克的堡垒。虽说刘文典放纵傲然的性格会让他无视这些污蔑，但是一次次的批斗让这位近7旬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了创伤。
关于刘文典怎么死的，除了精神上受到摧残之外，刘文典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众所周知，刘文典先生是一位无烟不欢的老烟枪，早在西南联大任教授的时候就嗜烟如命，烟杆和烟袋是他的标配，讲到兴奋之处，就“吧嗒、吧嗒”吸上两口，有他在的课堂上每每都是烟雾缭绕，但是谁教他博学广识，狂妄又不失幽默，很多学生偏偏爱听他的课。不过常年累月这样下来，他的身体就受到了伤害。在受批判期间他被查出肺癌晚期，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刘文典并没有公开病情，逃避批判，面对那些污蔑他依然昂首挺胸。最终在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先生病逝于昆明。
刘文典抗战的故事
古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实践证明，这是千年良训。刘文典说，天底下最可怕的事莫过于不知，凡事只要知道，就不再可怕。刘文典大师曾多次留学日本，他对日本的历史，经济，文化都很了解，刘文典正是秉承着“只有了解敌人，才能打败敌人”的理念，将手中的笔当作抗战的利剑，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的刺向敌人的心脏。
刘文典大师的抗战步伐，更是紧跟抗日战况。首先他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发表万字长文。深刻剖析日本侵略中国的真正动机，惊醒世人，就连傅斯年也称赞“这是值得国人永久注意的好文章”。1933年4月10日刘文典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警醒国人“知道日本统治者的意见、政策和野心”。
1942年11月13日刘文典在《云南日报》发表的文章《第六纵队》激励国人坚持必胜的信念，毫不动摇的将抗日进行到底。1944年3月30日刘文典在《云南日报》发表《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文中刘文典对蒋介石放弃琉球群岛的做法进行指责，认为在琉球问题上是不能退让的。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刘文典国学大师是如何抗战的，他虽为人孤傲，但是对抗日毫不马虎，在抗战时期，他犀利的文笔给广大国民和前线抗战将士带了勇气和知识面帮助。
刘文典的故事
刘文典一生针砭时弊、恃才傲物，是一位怪杰，一生中却有一次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棍棒”。刘文典说：“我一生除了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这位老和尚是谁呢?刘文典任教清华大学时，遇到一个佛学上的难题，需要解决难题，北京西山的香山寺藏经阁藏有大量珍贵的佛经资料。刘文典决定去香山寺查阅资料。虽然他不是佛家子弟，但是主持特许他借阅书籍，借书前，住持将本寺的借书规定讲述了一遍。住持走后，刘文典在念经堂看书到深夜，他有些疲倦了，见室内有一张空床，刘文典就躺在床上看起书来。不知不觉中睡着了，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在地上了。住持本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非常生气，拿起扫帚就打过来。吃过一顿“棍棒”之后，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住持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大师架子，也就转怒为喜。
从件刘文典轶事中，他们不打不成交，这次事情之后，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不久，住持到清华大学拜访，刘文典还专门设素斋招待。刘文典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面对强权敢于以身犯险，而失信于一个普通的佛门中人却甘愿挨打，这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的可敬之处。
